“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在江南比“烟雨楼台”更多的是书场。书场散落在江南的村庙桥浜,渗透进乡土的毛细血管。

早就听说无锡山泉村有一家书场,设计装修一例模仿苏州的光裕书厅。山泉是富裕村,装潢的确“豪华”。但是,书场演出怎样?上座如何?我很想一探究竟。说来也巧,走进山泉村的时候,正赶上说书散场。听书的老人,从书场里涌出来挡住了我们的路。引领我们参观的村书记李全兴没有让开,他笑脸盈盈地朝两位最年长的“老姊妹”迎上去。两位老人都90开外了,走路还稳稳当当,只是背有些弓。李全兴弯下腰,肩胛和老人一样高。我听他用“山泉话”大声问:“今天说什么书?好听吗?”老人笑得特别灿烂:“《王老虎抢亲》——白相相呀。”那口气不像对村书记说话,倒像和自家的老儿子打趣。听书的,多是老人。和他们的上一辈不同,他们是离开了土地的江南老听客。

李全兴继续带我们参观,我们要去看看书场,看看说书人。书场就设在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三楼,一眼望去,布局果然如苏州光裕的扇形书厅,雅致,舒畅。说书先生刚下书台,似乎还没有走出表演状态。他告诉我们,他们一档演员来自常熟市评弹团,《王老虎抢亲》是他们的看家书。他还说,在山泉说书有互动、受尊重,说书先生都愿意到这里来跑码头。听到这里,我觉察出李全兴会心地一笑。

下楼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往事。那是数年前,他和说书先生的一次“幕后策划”。当年,山泉新村拔地而起,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可是,住进了新楼房的农民一时还改不了旧习惯。乱丢垃圾者有之,随地吐痰者有之,污染河道者有之,口吐脏话者有之,村里尝试了许多办法,似乎并不管用。有一次,苏州的评弹名家来山泉奏艺,大受村民欢迎。李全兴忽然想起何不借说书先生之口来做“思想工作”?他和说书先生“合谋”,在正书“落回”,村民意犹未尽时,给大家奉送一支开篇。说书先生先扬后抑,先是大大表扬了一番山泉村,继而拨弦转调,这样唱道:“我几次来到咱村庄,烟头乱丢在地上,垃圾乱倒不入箱。更不该,龌龊拖把河里洗浆,清澈河水不再清爽。你们说,这些行为像不像样?大家讲,村民同志要不要提高素养?”李全兴说,这开篇还真有效果,台下的听众渐渐开窍了,领悟了,转变了。

在江南,说书向来被称为“高台教化”,说书人的职责是“劝孝悌,醒愚蒙”,江南百姓的伦理道德基本上都得自评弹的教育。“弹动丝弦拍动木,霎时跻满说书场”。山泉逢说书,令我欣喜。在这里,不仅数百年来品茗听书的生活常态依然日日重演,而且书场说书依然在教育感化着江南百姓,融合在乡土江南的乡村肌理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如果说书场听书是江南惯见的旧生活,那么,图书馆读书就是这几年涌现出的新场景。山泉也有一座图书馆,那是村民的公共“书房”。领我们参观图书馆,李全兴的脚步很轻快。乡村书房好像是他一手抚养长大的孩子,更多了一份疼爱。书场很“古典”,书房却很“现代”。阅览室的装修,是流行的“工业风”。四围百叶窗环绕,书桌上都安装着柔光台灯,自有一种书香静谧的氛围。书房的藏书量在7000册左右,我留心看了一下,各个门类的书都有,以文学类最多。书房的另一个“身份”是江阴市图书馆山泉分馆,藏书可以在全市通借通还,这保证了图书的流动循环。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书房的“使用率”。有人来看书吗?如果有,又是哪些人?李全兴给我们一一道来:使用最多的是寒暑假期间的孩子们,他们来书房读书,也来做作业。还有在山泉村务工的外地年轻人,他们也喜欢这方天地。老年人来书房,则是读报的多。随着李全兴的讲述,书房一角的一块软木板吸引了我。上面钉着各色各样的纸片,都是造访书房的读者写下的感言。凑近看,有不少是3月份刚刚写下的。写这些感言的,有普通村民,有客地游子,有文艺青年,有读书少年……这些文字不仅是读书后的感想,更多的是走进书房静读凝思后的感悟。他们在书房读书,其实也是在读山泉,读生活,读家国,读人生。文字未必老练,意义却非同寻常。

一位即将大专毕业的学子,幼年曾遭遇过家庭的不幸,她在读了一篇励志文章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成长不会总是绚丽多彩,成长的路并不平坦,成长之中有酸、甜、苦、辣的交集,但我坚信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我都尝尽之后,终究会苦尽甘来!”一位归乡的游子,阔别家乡数年后 回到山泉村,他动情地写道:“每个江南游子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柔软的地方,那就是梦里的杏花烟雨、墟里乡村。”而更牵动他情怀的是,“安静的山泉图书馆在夜色中闪动着知识的光芒。”读过书的孩子,仿佛洗亮了双眸。当他们走出书房,便能学着用审美的眼睛谛视周遭的一切,在平常的生活中获得意外的惊喜,这是一位孩子笔下的山泉春色:“这时,我发现每根草尖上都有一颗七彩珍珠似的东西。我俯下身子仔细观察:哦!原来是颗颗露珠缀在叶尖上,更显出了它那奇光异彩。”

其实,我不用再来引用。这些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字字句句,足以证明山泉的书房不仅用起来了,而且用得很“走心”。村民们把书房当作了自己的心灵家园,而书房也同书场一样,融进了乡土江南,融进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与乡村一道蓬勃生长。

江阴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山泉村的变革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亲身考察了“苏南模式”,目睹了江南经济的腾飞之后,费孝通先生进而追问“富了之后怎么办?”比费孝通更早一辈,无锡乡贤钱穆先生也曾为变革后的乡土江南寻找文化的出路。在拥有书场和书房的山泉村,我们看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江南画卷,人们在传统与当代、延续与转化、守护与变革的协奏中书写历史,人们在以自己的文化创造回答着两位老人的殷殷关切。

活在乡土中的文化,是起点,也是终点。山泉是这样,江南是这样,整个中国也是这样。

(本文作者潘讯系江苏省文联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艺术评论学会曲艺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