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内，一些特定的群体在长期的生活、生产、生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其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指出，马克思从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下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我们现在讲江南文化，实际上是讲的江南文明。江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下面的一个亚文明，是江南特定范围内从古到今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江南文化在长期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多共同特点。无论是狭义的江南还是广义的江南，都具有相对共同的自然条件。如地域主要是平原，即使一些丘陵山地也是离平原不太远，从气候条件到自然条件等方面总体上都比较相似，而且都适合农耕。另外，江南内部的交通非常便利，完全融成一体。在没有机械交通工具以前，出行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水运或者海运。江南本身有蜘蛛网般的水系，再加上早年开凿的人工运河又把这些水网连通起来，因此，江南地区的人际交流、物产交流、信息交流在中国范围内是最方便的。即使江南的边缘或是与狭义江南相邻的地区，如徽州当时跟下游的交流就是利用了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水系。当年的徽商把本地产的相对粗重的原料，通过水运顺流而下。以前江南大的住宅用的木材石料就是从徽州顺流而下运下来的。徽商们同时又把下游的百货、相对价值更高但分量较轻的物资，通过水运再运回去。到了明朝，江南文人之间交流，诗酒应酬，甚至很多名人不是住在城里而是住在乡下，因为便捷的交通方式，距离并没有影响他们跟行政中心之间的联系。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便捷的交通方式使江南内部以及与相邻地区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变得非常便捷，这样就形成了江南文化共同体。

江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自然条件所发生的有利变化。4000多年前，中国的东部气温比现在还高，江南当时处于湿润的气候，到处有沼泽，水体过多，江南的先民处于披发纹身的原始状态。秦汉时江南还没有充分开发，以至于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还有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这个“江南”比较多的还是指长江中游的长江南面，即今湖南、江西这一带，但也概括出当时“江东”的江南一些基本特点。此后随着气候的缓慢变迁，特别是整体的气温逐渐下降，黄河流域变得有点干旱，而江南的气候则变得越来越舒适，气温降低，降水变得适宜，气候温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的文化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段。唐朝后期，不断有北方从比较先进地区来的高素质移民大批迁入，使江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发达。唐朝后期，诗人们已开始赞扬“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到了北宋末期，已出现 “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苏州府、常州府这些地方如果粮食丰收，全国的商品粮就充足。宋朝民间已经出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江南最终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

江南文化整体而言有几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在很多方面都是最高水平、最先进的。具体反映在某一种文化上，一般都是高雅而不是粗俗的。在学术方面，一般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在人才方面，数量多、水平高、门类全。即使在一般的民风民俗生活方面，一般也赋有更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厚度。一些高雅的文化有的尽管不是在江南发源，但是在江南得到发展，有的就是在江南产生，比如昆曲、古琴、诗词、曲艺，好多门类是在江南流行，结果就把它提升到更高水平。

第二个特点，江南文化始终是开放的。从秦汉开始就有大批北方移民进入江南。中间有几次高潮，像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一直持续到南北朝，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一直持续到五代，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以后一直持续到元朝，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大批北方移民进入江南。长期的移民慢慢形成了江南开放的传统。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移民特别是那些上层贵族，在进入江南后，曾与江南土著发生过激烈冲突。他们不习惯南方的生活，如他们原来习惯吃面食，而江南主要是稻作，当时这些皇族贵胄曾经在江南试种小麦，但最后失败，所以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正因经历长期这样的过程，江南文化才变得有一种有自觉的开放。江南在文化上、在人口上都吸收了全国的精华，从中国早期最发达的北方地区迁入的大批高素质移民，跟江南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最后形成江南整体优势。上海经常讲海纳百川，这是事实，一方面上海一直是比较开放，但另一方面因为移民占据上海人口的多数，客观上你不开放也不行。这些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其中大部分恰恰是从江南过去的。因此，上海在开埠不久就形成了一批高素质的、有开放心态的、有高技能、高技术、高文化的移民人口。上海公共租界中外来移民最多的是来自浙江，特别是浙江北部；华界中移民最多的是来自江苏，特别是江苏南部，这些移民构成上海的主要人群。我们曾经把上海近代名人列表，发现大多数人是江浙移民或者江浙移民的后代。有些人其实已经生活在外地，但他们是从江南迁过去了，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传承了江南的优秀文化。比如著名作家巴金，大家都知道他是四川人，但其祖籍为浙江；又比如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他实际生活在四川，但他的祖籍是湖州。我们当年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很多人其实早就迁到了外地，但是一查祖籍好多人都是江南出去的。到了近代，江南的很多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因为科举的路走不通，为了找出路，大批留学日本。他们在日本较快接受了西方文化、新式教育，然后又回到江南。我小时候，有个小学老师都是留学日本的。另外，近代通过上海又把很多外国文化通过人口交流引入。江南文化呈现了双向开放，接受新生事物非常快，很快就把外来的新文化跟本土结合起来。

第三个特点，江南有发达的商业文化。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历来轻视商业，不重视商贸流通。当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充分肯定流通商业的作用，把它跟农业、手工业的地位并列。但司马迁的这种见解在传统文化认同中只是凤毛麟角。中国长期形成的传统还是轻视商业，所谓士农工商，把商业作为末。江南表面上还是维持了这样一种观念，但实际上，从宋朝以后，江南的文化中商业文化、重商倾向、从商氛围在全国最突出。到明朝时，江南很多地方由于人口增加，赋税繁重，靠简单的农业生产已经不能供养本地人口，更不能纯粹通过农业来保持富裕的生活。所以，连士人、官员、知识分子等等都已经意识到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即使江南那些纯粹的知识分子也明白商业对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支撑他们精致高雅的文化所具有的作用。你不要看他们写的文章还是维持传统观念，但实际上很多观念已经改变。农业已经向经济作物、向深耕细作转化，更多的还转化为商业、服务业。明朝时就有人注意到，苏州的商业服务业已经突破传统的观念，一般人的观念是生活要俭朴，不能铺张浪费，但在苏州人恰恰相反，就是靠比较讲究的生活、比较豪华的排场、比较讲究的节庆来维持经济的繁荣，很多人在农业以外得到了谋生的手段。苏州婚丧喜事都主张尽可能大操大办，当时已有了类似今天婚庆公司专门帮人家承办婚丧的专业户，通过租赁提供服务，实际上节约了成本，而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服务也养活了一大批专业服务人员。江南地区把一些基本的物资利用开发推到极致，松江成为“衣被天下”的纺织品生产基地，苏州成为全国的时尚之都，苏州的产品工艺“苏样”成为全国的样板。像我出生的湖州南浔，近代他们这些人由于发达的商业头脑，同样的产品使他们赢得了更多财富。比如丝绸，他们敏锐地看到国际市场上对丝绸的需求，同样的蚕丝，他们从事外贸业使得财富倍增。当时的商人甚至通过洋泾浜英文的学习，凭此成为外国贸易的代表直接从事外贸。又比如，张静江从法国看到中国的一般古玩在外面很值钱，他就开古玩公司，获得很大的财富。他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他带出去一个识字不多的小书童卢芹斋，卢芹斋在法国成为一名鉴赏中国文化的顶级专家。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博物馆所收藏的第一批中国文物，大多数经过卢芹斋的鉴定。中国文物在世界上受到高度的重视，跟卢芹斋早期的努力分不开。他其实只是商业文化的副产品，张静江当时带他出去不过是为了自己公司业务。实际上江南商业文化对服务业的重视在早期上海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江南的移民到上海如鱼得水，很快适应了新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模式，并且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尽管江南从表面看还是维持传统文化士农工商的等级，还是重农轻商，但实际上江南文化中的商业文化是全国最发达的。

我们历史学界经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这样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发展下去。尽管对原因的分析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做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早期能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最发达的就在江南。当然也可以假设，如果这种萌芽没有夭折，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还是应该在江南。正因为这样，江南的市民文化也是相当发达。明朝中期后，江南已经形成一个数量相当多的市民阶层。农村里的人是分散的，没有聚集，农村人在当时的自然生产条件下也没有更多的余暇时间，他们往往又都是不识字的。但市民阶层一般人口集中，比如一个作坊、一个工厂、一排商店，里面的学徒、工匠、管理人员他们是聚集的，他们有一定余暇时间，而且这些人多少识几个字，有一定的文化，这就形成一种市民文化。明朝那些通俗小说，最初的读者实际上都是这批市民，包括今天大家所说的言情小说，真正发展流通的地方也恰恰在江南市民中间。如果这种情况得到正常发展的话，会导致人性的解放、一种社会的真正进步。这些部分，江南市民阶层也是最有基础的。

今天我们讲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些积极的因素，在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江南文化利己主义的因素在历史上曾起过消极的影响，今天也是继续需要防止的。行政区划制度主要的着眼点，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是地方对中央朝廷负责，而不是关注地方的利益，具体就是首先对自己的区划负责，这样就人为地把整体的江南文明、江南文化分割开来。在衡量中央集权跟地方权力时，往往首先考虑是中央，相邻政区之间首先考虑本身的政区。清朝为了增加赋税收入，把江南一些富裕的县一分为二甚至分为三个县，因为江南一个县的财税往往等于北方一个府甚至一个省。这样人为地把一个县或是以中间一条河为界，或是分成两个单位，就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原来就近可以交赋税的，现在被一条河划到对面另一个县去交了，刑事案子处理也是这样，全部一分为二。修方志碰到这个事了，这个县原来是一个县，现在分成两个县了，方志怎么修？我的上限到哪里？如果是到了分县的阶段，那么前面的历史归谁写？我看了一些资料，方志里面这一段就像江南下面两个省，有的一个县里面分了两县，常熟与昭文、无锡金匮与锡山一分以后，分以前的这个方志，这个历史归谁。有的时候两边都把它写进去，有的时候两边都没有写，本来一个单位一下一分为二了。

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往往这条行政界限就成为经济、文化、商业各方面的界限，不是尊重自然，不是尊重经济规律。20世纪70年代，我带学生在上海郊区学农劳动，一下去半年，我们那个地方离上海边界很近，（太仓）浏河的猪肉就比上海要便宜一毛多钱，但是一般是不可以去买的，我叫学生两个骑自行车骑过去，到店里去分开买，每个人都少买一点，不能多买。上海当时曾经陆路边界几个站都要检查。为了逃避检查，要当地人带着你骑着自行车绕过去，这种情况历史上可能更多一些。你们仔细看看旧志，当时重新分政区或者强调是两个政区，才造成了这个状态。学校也是这样，科举是分名额的，前面考试不是看成绩，江南有些地方有水平的考生很多，但是名额有限。当时规定你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考试，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高考移民。打听到旁边那个县，考生水平比我们差，有富余名额，想办法就冒充那个地方的户籍，考上了。但是考上后如果被发现冒籍，不但革除你的功名，而且还有可能被处理。明清时，江南有些名人冒籍冒了另外的县（府）才考上。从选拔人才角度讲，应该是有共同标准，应该公平，但实际因有行政区划的原因，有时不得不有失偏颇。特别是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了以后，不仅省跟省之间，城乡之间、异地之间户口是没有办法流动的，农村跟城市户口更不能流动。上海本来是不断吸收移民的，但是1958年以后基本没有外来移民，除了政府分配的、复员军人或是干部调动可以进，其他的进不了上海。那时候要进上海或者上海人到其他地方，都要是有户口的。我们复旦大学图书馆老馆长的夫人在江西工作，他要把夫人调回上海，必须找到一个上海人愿意调到江西的，而且同样级别的，比如说大城市二线城市找到这样的人，两个人才会对调，结果他找到，但只找到一个名额，他还有女儿，最后只好把女儿留在江西。

在江南内部，因为这种行政制度户籍关系，影响到内部的合作交流和正常的流动。过分讲究行政关系后，很多交流就舍近而远。如上海跟苏州空间距离其实很近，但是像复旦大学跟苏州大学的交流就比跟北京大学的交流要少得多。跟安徽也是这样，因为在行政上复旦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很多事情都是跟北京的交流比安徽的交流多。

另一个因素是利益，因为没有协调机制，往往很难做到利益共享、分享。江南有一些分割就很厉害，如太湖的水系治理，从明朝时就碰到这个问题，上游跟下游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往往在这问题上出现矛盾，甚至以邻为壑。到了近年，在治理环境污染、进行生态建设的时候，往往也人为地把它分开来。

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江南很多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本地人都灭绝了，于是大批北方移民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像河南光山估计就有100万人迁到江南。他们迁到最富庶的苏州、无锡、常州、湖州，这些地方尽管当时受了很大的破坏，但是战争结束后，本地人回来后还是非常强势，他们抵制外来移民，最后在官府的压力下往往把移民送出去。但在边缘地区，如我们调查过浙江长兴县，长兴县当时受到战争的破坏，城里的人、比较富的人当初战争发生时都逃难到深山里。等到大批移民来了，浙江南部的移民捷足先登，他们首先到了县城，河南的移民大批过来时，镇上已经都被占了，他们就在农村。等到战乱完全平息，山里那些本地的想回来的人回不来了，所以现在长兴最早本地的人多变成山里人了，长兴市镇上的人都是浙江南部的，长兴农村里都是河南人，至今我们在长兴调查，还有整个村是河南村民说河南话。这个模式在较富裕的地方如湖州是办不到的，本地人还是相当强势。这种分布跟我们讲的江南的开放，将来的不同文化融合就完全一样，根子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没有一个机构或者群体的协调。

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今天讲长三角一体化，一方面要发挥江南文化的整体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吸取教训，其中两个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怎样真正打破不适当的行政壁垒，当然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但同时怎样把一些妨碍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交流合作的不适当的行政壁垒打破。第二个问题，政府要协调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我们曾向上海市提出建议，今天讲长三角一体化，首先要从建设大大小小的利益共同体着手，比如说把断头路打通，在大家不愿意出钱的地方建桥修路，打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使它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联合合作才能够巩固，才能够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有些已经做到了，比如户籍的障碍，在内部已经破除了。社会保障、教育，有些地方也可以逐步打通，教育资源其实完全可以共享，使长三角真正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先进的、文明的江南文化的基础上。

（＊根据2019年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