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瓜洲续志》的特点与价值

2023-01-16         张英聘        

在中国方志史上,乡镇志不同于一般的省府州县志,记述范围不唯政区划分,而是以市镇经济辐射范围来确定。乡镇志多系私撰,可以按照编纂者的意图编修,其体例、体裁不拘一格,但提供的资料丰富,可以弥补正史和官修方志的不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乡镇志较之前代门目有所更易,内容也有新的增加,有的成为传统总结的集大成者,《瓜洲续志》就是其中的一部。

瓜洲原本是江中沙洲,晋时露出水面。唐代,瓜洲就有了镇的行政建置,隶属于长江南岸的润州,唐末渐有城垒。南宋乾道四年(1168),开始筑城并派兵驻守,不久即废弛,其后屡有修葺。宋末元初,因战乱倾圮。明中期以后,由于倭患严重,江防形势日益严峻,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筑造了坚固的瓜洲镇城,设立了警铺、敌台等军事防御设施。清代,瓜洲城面积逐渐缩小并趋于衰落。康熙年间,长江主流受江岸顶托折向东北,瓜洲一带江岸受到冲击,逐渐开始坍江。雍正时虽通过开挖引河、建造夹城大坝等措施,但依然无法阻挡江涨城塌的趋势。乾隆年间虽不断修缮,但西南城墙仍多次坍塌,城垣收缩。道光十年(1830)以后,江流逐年北徙,瓜洲城坍塌愈发严重。光绪年间,瓜洲城全部坍陷入江,古迹荡然无存。

随着瓜洲城的坍没,保存和传承瓜洲历史的记忆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在《瓜洲续志》之前,已有《瓜洲志稿》和《〔嘉庆〕瓜洲志》。《瓜洲志稿》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由瓜洲著名诗人王豫(1768—1826)辑录,原书12卷,今残存8卷,以稿本行世,其所记主要为衙署、军政、秩官、选举、人物。《〔嘉庆〕瓜洲志》由原任扬州府江防同知吴耆德、扬州府江防同知王养度总纂,江都县瓜洲巡检司冯锦编辑。民国12年(1923),瓜洲人于树滋重加校订刊印。该志8卷首1卷,依据《瓜洲志稿》、卞萃文《江洲节录考》等书,重加编辑整理而成。卷首为宸翰,突出了康、乾二帝与瓜洲的关系。正文详录专及瓜洲者,详录府县志之所略者,如瓜洲人物分立名贤、名臣、流寓、艺术、仙释等类目详载。同时,突出瓜洲河工要务,详细汇集唐宋元明清历代河务奏疏、堤工修筑方面的文献资料,记述了清代历次瓜洲沿江坍塌陆沉的具体情况。

《瓜洲续志》28卷首1卷,于树滋撰。于树滋(1856—1938),字德甫,号遁叟,别号东轩老人。清咸丰六年(1856)出生于瓜洲书香世家,民国27年(1938)二月病逝于镇江,终年83岁。少时攻读儒学,清光绪元年(1875)寄籍仪征应试,中秀才。后家道中落,被迫弃学从商。中年以后,因病居家疗养,遂事著述。为编纂《瓜洲续志》,他查阅大量古今书籍,集录瓜洲史料,不顾晚年多病,终于民国16年(1927)脱稿刊印,有瓜洲于氏凝晖堂铅印本传世。

《瓜洲续志》体例遵嘉庆志,在前两志基础上增缺补遗。其编纂遵循清末文学家俞樾所倡“镇志详于县志,县志详于府志,府志详于通志,以备采择”的原则,参考有关江都县志及其他各种书籍,广咨博采,汇集府县志及瓜洲旧志所述,后列续编,定稿后所得资料又作补遗,附于每卷卷末。该志名为续志,实为重修,贯通古今,下限止于宣统三年(1911)。该志体例采用纲目体,所重在资料续编、补遗,有的补遗单独成卷,有的同类内容分设两处,如卷七设善堂,卷十一又设善堂章规;有的不同内容合于一处,如艺文乡贤与寓贤著作合为一篇,从编排来看也许不尽谨严,但其最大的特点是资料搜罗宏富,较为完整地保存了瓜洲的历史资料。

一、博采详稽,对涉及瓜洲的史料作了系统地梳理和总结

镇志与府州县志比较,常详其所无、补其所阙,以凸显镇志虽小然不可小视。《瓜洲续志》编纂时因瓜洲城尽坍入江,名胜古迹无从证实,水灾战乱导致瓜洲人尤其是名门望族迁居异地,年高知晓瓜洲历史的老人基本辞世,加之府县志书明确记载瓜洲的资料极少,资料征访困难重重。在实地考证和采访都遇阻的情况下,于树滋只能较多地求助于涉及瓜洲历史的沿江府、县诸志以及前人专集来摘录瓜洲史实,并征得各族家谱遗编,分类汇录。该志引用史传、奏疏、诗文集、方志等各类史料,几乎在每一条之下都用史料支撑,其所用史料之丰富严谨为他志所不常见。这是《瓜洲续志》最有价值之处,为后世修志树立了楷模和示范。

凡例是方志编修的指导原则,也是应该遵循的规范。该志《凡例》22条,条分缕析,对比前志缺漏,一一列明各类续增之处,说明补遗的方式方法,此举亦可为修志之典范。如“疆域”,前志残缺,查府县志补入;“山川”,前志简略,查乾隆《江都县志》予以补充;前志“职官”散佚,“选举”亦简略,则详稽府县志及档案补充;前志衙署附在“疆域”中,此特辟“公署”一门;前志“古迹”缺佚,此依据《种竹轩志稿》残本兼详检府县志书,及搜求各家专集分类编辑;“祥异”前志未载,此博采府县志及各家书籍编入;“风俗”“农谚”,访之父老证之;前志“人物”多有散佚遗漏,新编续志则征文考献,凡府县志所载确知为瓜人者,及各族家乘、传志有合于体例者,合之前志分类编入;“列女”前志于孝贞、节烈未分别录载,此编续志详查府县志、各族家乘及采访可据者。其他如“艺文”“书目”“杂文”等前志所载简略或缺者,亦依府县志和诗文集、前人传志补入。其续补几乎涉及各个门目,每个门目都有具体编纂原则、资料来源和运用方式,使该志在编修时有章可循,援引资料丰富但并无堆砌之嫌。

二、突出瓜洲地域特色,对瓜洲历史有重要影响的漕运、盐政、职官、公署等予以记述

瓜洲东临大运河,北通仪扬河,南与镇江京口隔江相望,是南北交通咽喉所在。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润州刺史齐瀚为缩短运河入江航道,开伊娄运河,连接扬子江口,由扬子桥径达瓜洲入长江,瓜洲成为漕运中转的港口。宋代开始,因瓜洲港常遭淤垫,漕运功能一度停止,而以军事、交通作用为主,但亦被视为要地,居民商贾骈集辐辏。明清时期,瓜洲作为漕运起点和江防要地,船只过江入运河必经于此。明代,随着漕运运法改革,瓜洲逐渐成为漕粮运输和运河运道的关键节点。清代,瓜洲依然作为漕运起点,每年春季漕运开帮之时,漕运总督亲临瓜洲,江南漕船从京口鱼贯而出,首尾衔进,北渡瓜洲,呈现一派繁华景象。前志对漕运未设门目记述,对伊娄河、运河也仅在“山川”中简要介绍。《瓜洲续志》在“山川”中记伊娄河、运河、运盐新河,在“河志”中记运河的开凿、疏浚及坝堰、闸座、水关等的修建,主要反映了隋大业元年(605)开邗沟至清道光十三年(1833)间的河工、河务等情况。在“漕运”中记述了隋开皇七年(587)开山阳渎通运漕以来,至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漕运运法、制度变化,从而突显了瓜洲乃漕船渡江入河之要津的地位。

明清时期,瓜洲运道不仅是漕运孔道,也是两淮盐运的重要通道,稍上游的仪征自唐宋时期就是盐运的主要集散地,而在仪征出江河道淤废之时,瓜洲也时常代替其承担盐运功能。明初,仪真(清代改称仪征)江口淤塞,南京及上江地区食盐转运受阻,于是盐船一度转从瓜洲出江,并在瓜洲南水关筑盐坝一道,以掣验盐引,停泊盐船。清代中期以后,仪征河道淤浅,盐船逐渐改由瓜洲通行。同治四年(1865),两江总督兼盐政曾国藩在瓜洲城东六濠口设立淮盐总栈,行销两淮盐引,征收盐课。同时开浚了一条盐运新河,由陈家湾起,经瓜洲城北水关绕至东门桥,东达六濠口出江,成为淮盐运输要道,并在新河与大江之间筑造新河坝,坝上建造盐仓,以堆放盐斤。一时间,运盐船只集聚于瓜洲,一片繁忙景象。由于江岸坍塌,瓜洲淮盐总栈只经营了8年,便于同治十二年(1873)改设于仪征十二圩。《瓜洲续志》专设“盐政”一门,记述曾国藩主持开浚运盐新河、设淮盐总栈以及同治四年至同治十二年(1865—1873)制定的栈规、章程,包括有关的条款和制定实施的过程。当时,瓜洲官盐店每年销售食盐定额2000引,合计1.6万包,加上虹桥支店和扬子桥盐盆销售约六七千包,其数量极为可观。

瓜洲作为交通枢纽、商业重镇,百业兴旺,富甲一方。加上其所处漕运要道、防江控海重地的重要地位,瓜洲城曾设有行省、都督府、江防同知署、管河通判署等重要机构。明代中期规定,每年正月漕运都御史要出巡扬州,经理瓜洲、仪真粮船过闸,漕运总兵官、参将等官亦须定期巡视。嘉靖四年(1525),漕运衙门在瓜洲旧仓废址上建造了漕运行府,以备巡察居停。明代,瓜洲镇还有负责江防的操江都御史行台、都督府等高级官员官邸。还有永乐七年(1409)建立的工部分司署以及江防同知、管河通判两个府级佐贰官衙署。弘治时,分扬州管河通判驻于瓜洲,督理河务。瓜洲镇还有巡检司,开设于洪武三年(1370),负责治安缉盗,嘉靖时改属两淮运司,以防私贩,并兼管河道。清代,瓜洲城及周围驻有瓜洲营守备、瓜洲河营下营守备、游击、千总、百总等长江水师军官和绿营部队,负责长江沿岸的防御,并建有水师提督行署。然而前志仅在“疆域”下设衙署一门,并未专设记述。《瓜洲续志》为反映瓜洲的重要地位,专设公署、局所二门,而且注意反映衙署设置的变化,并关注到瓜洲城坍后的影响。该志指出城坍无存的有都巡检营廨、巡视南漕御史署、江防同知署、河运同知署、巡检司署、闸官署、京口协镇署、河营守备署,其他如瓜洲营守备署、千百总署、瓜洲司巡检署、由闸关等多移建,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署、长江水师游击署、淮盐总栈为同治年间建,瓜泗税捐局、木税分局、镇江关子卡、瓜洲警察分所、扬子桥保甲局、虹桥保甲局、施家桥保甲局为清末设置,警察分所是宣统二年(1910)设立。通过衙署、局所的变迁,可以看到国家治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

三、关注社会的变化,注意吸收借鉴新的知识

前志关注社会的内容较少,《瓜洲续志》新增了善堂、关税、风俗、农谚的记述,还关注到潮汐、涨沙等。善堂是新型的民间慈善组织,包括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机构,明朝末年开始出现,至清达到兴盛。清代中后期,瓜洲也兴起公共事业,出现了善堂之类的慈善机构,因濒临大江,也有一些特殊的救助组织,服务于普通百姓,多由官民共同出资管理。如瓜洲救生局初创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仅有船只,道光年间始在南门外设局,其后多次沿江迁移。救生局经费筹措艰难,屡有兴废。参与者既有本镇人士,也有丹徒、仪征等地士绅。瓜镇义渡局的总局设于镇江西津坊小码头,在瓜洲大口和七濠口设有分局,为往来大江之人提供渡江之方便。

该志在“善堂”一门,详细记述了普济堂、育婴堂、救生局、洋龙局、瓜镇义渡局、义渡分局、粥厂、水仓、五贤书院、文明书院、培英义塾、虹桥同善堂、接婴堂、恒德堂、邗阳书院、暂栖医所,另记义冢等,包括成立时间、办公场所、田产经费、组织规模、慈善事务及发展变化等。在“善堂”一门之外,专设1卷记《善堂章程规条》,收录了《瓜洲育婴堂规条册》《育婴堂文会约言》《翠屏洲同善堂规条》《翠屏洲同善堂四公所规约》《四公所司月应问事务条目》《瓜洲义渡总局现办修定章程八条》《瓜镇义渡总局镇扬市房十四号》《瓜镇义渡总局镇扬滩地》《崇善堂义冢章程》。这类慈善组织与现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非常类似,具体事务主要依靠自治章程规条来规范,该志的记述为研究清代慈善组织和相关的制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从中也可看到政府与社会、官与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明隆庆六年(1572),瓜洲设由闸关,归瓜洲江防同知管理,由仪真南京工部分司主事代管,向商船收税以补贴修理运河岸工之用,并呈报工部核销。清初定名瓜仪关,改归扬州府知府管理,归并扬州钞关征收,成为正式的榷税关口。雍正七年(1729),又改归常镇通扬道监督,关设城南南坝,额征税银有16万多两。此时瓜洲为江淮要道,商贾云集,南北货物在该处起卸,过闸后分运外江和里下河各地销售,因此税款很多。乾隆中期以后,由于设分关有了变化。清代还设有瓜泗税捐局,主要是征收运北货物捐税。此外,还设了木税分局、镇江关子卡。晚清税制有很大的变化,木税原系扬州、由闸关联合并征,同治四年(1865)因木商请求移巡就税,总局设在镇江,瓜洲及仪征天安庄设分局,凡是进口小木排,赴分局报征关税,由镇江已完税款北运木排,分局凭票验收。镇江关子卡是海关,在瓜洲河西岸,华洋商人由此进入江北时,要在此办理查验纳税三联单,再前往产地采办土货分销他地,经过子卡验收。

“风俗”“物产”的记述,是方志编纂关注的重要内容,但以往多用传统的方法,关注的重点多在习尚嗜好、岁时节日、民情风俗等。晚清,西法东渐,对风俗的研究关注角度更着眼于社会的影响。如《瓜洲续志》记述冠笄礼,云古礼久废,自瓜洲人卞萃文(1768—1845)提倡后,士夫家有行之者,但自道光水灾、粤乱、地坍、民迁后又废。该志在记述婚嫁、丧祭、报赛、岁时后,认为“瓜洲虽非县城,惟以五省通衢、漕运要地,故设官建城,视同县邑。地势临江,面对金山,隔江京口诸山如列屏障。隋唐以后,名宦、文士乐居于此,士民重气节,历朝死节男妇载于郡县志者甚多。士尚风雅,淡于荣利,轻财好义,不骛虚名。其次习盐筴,或习刑名、金谷,商则以芦为大宗。再其次地设由关,厕身关务,地值水陆要冲,五方商贾云集,漕船停泊,贸易繁盛,地方富庶,风俗奢侈,有由来也”。不仅记述了瓜洲风俗的特点,也看到了社会对风俗的影响。因此,作者在“风俗” 卷最后发出“近则城坍民移,已成村落,抚今追昔,感慨系之”的慨叹,以往的奢华风雅都随着城坍而消散。

瓜洲地处长江和运河交汇处,受到江海潮汐、涨沙的影响较大。潮汐现象很早就有人关注,但在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之前,尚未从科学角度进行记述。康熙年间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对当时和后世融会贯通中西方天文学有很重要的贡献,对潮汐与天体运行的关系有过论述。《瓜洲续志》在记述潮汐这一现象时就引用了梅文鼎的分析,参考了光绪四年(1878)《江阴县志》、光绪五年(1879)《丹徒县志》,并节录《丹徒县志》中关于镇江潮汐生长平退、应月时刻表,认为瓜洲、镇江地近,潮汐当无误。对于涨沙,该志主要是关注到光绪年间涨沙渐坍对瓜洲的影响。融入西学的知识观察分析一些自然现象,并运用到方志的记述中,这也是晚清以来方志编纂的一个特点。

四、突出瓜洲的人文气息,注重文脉的贯通与传承

在明清最为繁盛的时代,瓜洲虽只是镇,隶属于扬州府江都县,但是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设有许多衙署,时常驻扎有高级官员,帝王钟情于瓜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康熙、乾隆二帝六次南巡均曾驻跸瓜洲,并在锦春园设有行宫,留下大量与瓜洲有关的诗文。《瓜洲续志》沿袭嘉庆志,卷首专设“宸翰”,并将诗文与谕旨分开,分类上比前志更为清晰。二志这样的设置,其实是借鉴了嘉庆十年(1805)和光绪五年(1879)《丹徒县志》设“宸翰”、光绪七年(1881)《江都县续志》设“天章”的做法,将康、乾二帝有关瓜洲的御制诗文,涉及瓜洲漕运、盐政、河工等内容的谕旨,专门集中汇编,有利于人们了解有关的制度运作,并藉此看到二帝对瓜洲景物的描述。瓜洲历史上名人题咏很多,今天的瓜洲尚有“文化之渡”“诗词之乡”的美誉,当与康、乾二帝以及历朝名人留题诗章有很大的关系。

《瓜洲续志》关于人的记述相当丰富,人物、列女、艺文、书目、古物、碑目有14卷,加上杂文、杂录,超过全志的一半,可以说是该志一大亮点。该志“人物”两卷,正传和附传人物有267人,补遗人物24人。这些人物包括名宦、寓贤、忠节、孝友、笃行、宦绩、文苑、义行、隐逸、艺术、人瑞、释道等,其中镇江巡江营都司罗明昇传附记了其家丁赵狗儿为御敌英勇战死的事迹。人物传设附传是正史的做法,方志编纂时也常沿用,或家人、师友附记,主要是事迹相近、文化有传承者,方便了解传主的影响及其交游的关系。对于一些功绩不太彰显而又很有必要收录的人,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该志对这样一个家丁的记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列女”两卷收录290多人,补遗70多人,这是对瓜洲女性人物的记述,包括烈妇、节妇、孝妇、寿妇、贤妇、名媛、孝女、贞女、烈女,并附载前人旌表、钞册、祠祀、神牌,其中全录粤乱殉难妇女名册,反映了明清时期在以节孝为正统思想下的女性生活。

“艺文”是方志中的重要内容,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一个地方与诗文著述相关的文化的总和,反映了地方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方志中的艺文志设置,源于正史的艺文志,但与正史中艺文志仅收录著述目录不同,往往同时收录诗文的原文,有的还包括奏疏、碑刻等。《瓜洲续志》设“艺文志”9卷,分为名人题咏1卷、名人撰述3卷、乡贤及寓贤著作5卷。名人题咏为历朝名人道经瓜洲留题的诗;名人撰述为乡贤所作的序文、叙传、诔文、行状、铭赞、引言、提要、说和诗等,乡贤及寓贤著作包括乡贤和寓贤的诗、文、词、赋。所设“书目”仿正史经籍志、艺文志体例,录书名、卷帙、作者信息。“碑目”来自府县志书,以及前人传志,录载碑名、位置、作者等。古物主要是一些实物,如铁锚、铁炉、铁牛,其他多为富家大族所藏,还有寺观所藏宝物,经历浩劫已荡然无存。杂文、杂录所载亦为与瓜洲有关的人和事,主要为保存瓜洲的历史记忆。

瓜洲镇地处水陆交通要冲,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官员、商贾、军人及各类人群骈集辐辏,五方之民杂居其间。明代中期,方圆5.1公里的瓜洲镇居民达到了两千家,人口约有上万人。在瓜洲运道的闸旁坝上,存在着众多的生计人群,依河道设施为生,船只盘坝时装卸粮货,镇上的利益群体往往强势垄断盘剥市场,甚至阻挠瓜洲建闸。因此,《瓜洲续志》所附碑文、告示碑,就是有关征税、漕事、育婴堂、敲诈勒索、禁止聚众滋扰等地方兴利除弊的官署示谕,从中也可看到瓜洲人群结构组成复杂对社会影响的另一面。

由于便利的交通条件,大量外地商人来往于瓜洲,并在闸坝旁停泊,借机从事贸易,同时建造寺观庙宇作为地域商人群体的聚集场所。同治年间,湖北商人在七濠口修建金龙寺;光绪七年(1881),宁波商人也在七濠口建造天后宫作为米业会馆。瓜洲镇有数座与运河、大江有关的寺观庙宇,多为官方出资兴建,供奉江河之神和镇水龙王,祈求河道稳定和一方平安。瓜洲城南八港的屯船坞有龙祠,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面对金山,土人称之金山龙王庙,后圮于江。明代著名文学家武进人唐顺之有《重修瓜洲龙祠记》,记述祀龙王之事。瓜洲还有城隍庙在四里铺运河东岸,火神庙在运河西岸,江神庙在运河东岸,水火土三神祠在运河西岸。供奉不同神明的庙宇将不同人群联系起来,人们定期举行庙会以游神祈福,如都天会、城隍会等,各行各业分别抬神出会,从江口至四里铺的运河上热闹非凡。

在这些寺观祠庙中,最著名的是高旻寺,在城西北三汊河西岸。清顺治八年(1651),漕运总督吴惟华因淮扬频遭水患,兴工建天中宝塔及梵宇三进。康熙三十八年(1699),两淮众商捐资修葺天中塔,建大山门、御牌坊、无梁殿、大殿、御书楼等。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时,康熙帝登塔远眺,赐名“高旻寺”,次年作《高旻寺碑记》,并赏赐金佛、法物甚多。后在寺西侧建造行宫,康熙第五、六次南巡及乾隆六次南巡皆驻跸于此。清代中叶是高旻寺发展的鼎盛时期,高旻寺有僧众八百余人,被称为禅宗四大丛林之一。咸丰年间,高旻寺和塔湾行宫皆毁于兵火。所幸《瓜洲续志》设专卷,将寺观建造经过及有关诗文一一录载保存。

瓜洲在历史上曾繁华一时,因此在其辖区内有隋炀帝、康熙帝建造的行宫,还有私宅花园、庵庙、楼、亭、厅、堂等建筑多达数十处,曾有“石桥踏月、天池夜雨、江楼阅武、漕舰乘风、东城柳岸、桃坞早莺、芦汀新雁、雪江钓艇、金山塔灯、银岭晴岚”等著名的瓜洲十景,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观楼。大观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江防同知邱如嵩建,清康熙元年(1662)江防同知刘藻重建,虽几度复建,但终因长江水道变化,最后随着瓜洲城坍而消失。《瓜洲续志》设“古迹”一卷,记瓜洲的宫殿、楼、阁、亭、台、轩的情况,又记宅、园、墓,呈现了上至皇帝、下至官宦士夫在瓜洲的足迹。

《瓜洲续志》很重视地图的运用,卷首所设《瓜洲全境图》《瓜洲全城图》《瓜洲坍余半城图》《瓜洲全坍地图》《大观楼图》《锦春园图》,都很有特点和意义。透过三个城图,可以直观地反映瓜州城至半坍到全部坍没的状况。《瓜洲全城图》反映了当年瓜洲城的模样,瓜洲城有东门、便益门、南门、西门、北门,还有东水关、南关、北关,瓜洲胜迹大观楼在便益门与大南门之间。透过插图,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瓜洲标志性建筑和园林的大观楼和锦春园的昔日盛景。地图形象直观,起到了文字表述无法达到的作用,方志用图也是修志的要求,《瓜洲续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读整部志书,既能感受到作者为保存瓜洲历史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也能感受到作者为瓜洲城坍没而感到惋惜和伤感。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在艰难困苦中始终坚持摘录整理资料,甚至在病榻上著述书写,最终完成这部皇皇巨著。

瓜洲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乃至全国都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树滋的这部《瓜洲续志》,对人们从大运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视野更深入地了解研究瓜洲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张英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