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主要指明清时期来自徽州府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新安郡)的商人。六县之中,又以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最为出名。徽商活跃于宋代,鼎盛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300多年内,与潮商、晋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其中,在鼎盛时期,歙县岑山渡盐商程氏家族迁居到江苏涟水并在涟水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歙县是传统的农业县,岑山渡人原本世代务农。明中叶以后,由于生活所迫,大批岑山渡人开始外出经商。〔万历〕《歙志·货殖》所谓:“今邑人之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康熙〕《徽州府志》亦云:“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

据《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安徽歙县岑山渡程氏第十一世孙程必忠(1594—1662),字以信,在明朝末年携家至安东县(今涟水县)经营盐业,所谓“明季始迁安东”(《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明清时期,两淮(淮南、淮北)地区经济雄厚,盐业非常发达,有23个规模巨大的盐场(《江苏省志·海涂开发志》第二节“两淮盐垦”)。朝廷在扬州设立两淮都转盐运使司,又在通州(今南通)、泰州、淮安设立分司,专门管理两淮盐务。而清代以前位于淮北的盐运分司驻地安东,可见当时安东县在整个淮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突出。天启年间状元文震孟在《创筑安东城垣记》(〔康熙〕《安东县志》卷八“艺文”)中描述:

兹邑非直淮扬之襟喉,亦齐鲁之门户,陵寝所关,运道所系,盐策贾商之所寄托……神庙戊午,巡鹾御史臣龙疏请于朝,谓淮北盐贾集于安东者每岁不下二十万,得城则商贾安,商安而邑民富……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且百万盐策辐辏于此。

明代的安东县境内盐业运营非常发达,除了淮北盐运分司,淮北盐巡检司和淮北盐引批验所也在安东,有大批徽商聚集在这里,如现在的灌南县新安镇(沿用古新安郡之名,当时属安东县境内)就是徽商于明隆庆年间兴建的。

程必忠来到安东后的居所在安东县学宫之侧,他之所以选择来安东安身立业,可能考虑到安东地理位置临淮滨海,相较于扬州、淮安等地,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营成本也不会高,有利于发家致富。由于当时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社会颇不稳定,再加上程必忠仍处于事业发展阶段,其事迹并未引起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迄今尚未见地方史籍记载他在安东的具体发展情况,颇觉遗憾。

明万历年间,黄河连年泛滥,常有冲城之灾,土地贫瘠,民不聊生,以至有废安东县之议。(卜永升《议废县获留记略》)淮北盐引批验所原在淮河南岸,弘治、正德年间,多次圮毁,后来又移到淮河北岸,但受到的洪水困扰仍未减轻。在这种形势下,淮北盐运分司、淮北盐引批验所于清初相继迁往淮安河下,淮北盐巡检司也移住河下与板闸之间的乌沙河。随着盐务机构的迁移,大量淮北盐商也随之而迁居河下,所谓“国初淮北分司暨盐挚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此”(〔同治〕《山阳县志》卷四)。

程必忠有三个儿子,长子程朝聘(1614—1670,字虞工)、次子程朝宣(1618—1690,字辑侯)、三子程朝征(1635—1696,字叔献),在安东居住了几十年后遂迁居河下,但是父辈留下的产业还在安东。〔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人物”说:“程朝宣,字辑侯,歙人也。父以信,故有业在安东。”

程必忠是岑山渡程氏迁淮第一代人,并在此起家兴业,站稳了脚跟,从第二代他的三个儿子开始,家族则是快速地走向兴旺发达,且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纲盐改票时期,前后长达约200年,可谓经久不衰。

二

虽然程氏家族在安东停留的时间较为短暂,但是与安东的因缘却一直很深。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地,也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故“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最大特点。此外,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赈灾济贫,倾力于社会公益,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完美地集于一身。程氏家族受此影响,族内有多人对安东的赈灾、教育等作出很大贡献,《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载:

初,必忠居舍去学宫数武,每谓人曰:“圣人之教,维系万世,而遗庙鞠为茂草,几筵不肃,神何以凭?吾虽布衣,终必兴之。”至子朝宣,竭力修葺,孙埈、曾孙銮,复助资建明伦堂、大成殿,卒如其志。

徽商程必忠出资重修安东学宫,以维系安东学子的求学之路。他的儿子程朝宣、孙子程埈(1672—?,字眷谷,程朝征三子)、曾孙程銮(1666—1727,字坡士,程朝聘长孙)都继承他的遗志,相继资助维修学宫。连续四代人为安东的文教事业作出贡献,让人既惊叹又敬重,直接体现程氏家族注重文教、热心社会公益的优良传统。

位于安东县城东南方向的茆良口是黄河大堤上一处老险工,每次决口几乎都有冲城之灾。如〔康熙〕《安东县志》载:“大清康熙四年(1665),茆良口决,四十里尽成汪洋,漂淌房屋、溺死人畜无数。”康熙六年丁未(1667),茆良口又决,安东城岌岌可危。而这时程氏家族已经迁到河下定居,但是程朝宣得知此事后,慷慨解囊,举巨资以筑堤赈灾,《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中载:

朝宣少有大略,寡言笑,急人难如恐不及。河决茆良口,庐舍漂没无算,水且及城。时朝宣移居山阳,闻难,慨然曰:“吾从先人居涟数十年,其长老,吾故人也;其少壮,吾故人子弟也,何忍弃之!”乃破产助塞决口,躬厕畚锸,指挥筹画,卒赖其力而城以全。殁之日,四方会哭其家,有莫能举其姓字者。邑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始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程朝宣的赈灾义举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大,四方百姓感戴不尽。而这段文字给予我们更重要的信息是:程氏家族占籍安东的根本原因是“邑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艺文”中的《程封君传》说:“安东滨河,河岁为患,丁未岁(1667),茆良口决,阖邑将葬鱼腹中,君急鸠工筑堤,堤成而水患永辑,邑人感君德,许君子弟入籍就试以报君。”

这是安东的缙绅阶层对程朝宣为安东赈灾义举最厚重的报答。在古代,“籍贯”直接关系到科举考试,没有入籍居住地的所有外地商人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返回自己的家乡。而如果入籍了居住地的商人参加科举考试就要挤占本地籍学子的名额,所以客居的商人想要“占籍”,如果得不到士绅阶层的认可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说,程朝宣的慈善之举为整个家族换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解决了籍贯问题。从此,程氏子弟可以在淮地一边从商,一边进学科考,避免了回岑山渡的来回奔波之苦。同时,“占籍”也解决了本地商人排外的现实因素。因此,程氏家族就出现了籍贯在安东而居住地在淮安河下的情况。

此后淮安史志中出现的程必忠后人,即为安东籍,乡试之前的考试都在安东,如〔光绪〕《安东县志》卷十三“人物四·流寓”对程氏的介绍为“初,程氏以国初来邑占籍,代有令闻”,《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对程鉴(字我观,号镜斋,程必忠曾孙)的介绍为“先世歙人,业盐,家于淮,后入安东籍,实住山阳河下也”;对程易(1728—1809,字圣则,号吾庐,程必忠玄孙)的介绍为“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

虽然程氏家族世代居住在淮安河下,但是后人一直没有淡化对安东的那份感情。在程氏第六代人中,有一位叫程骏业(程必忠长子程朝聘之玄孙),他号“涟岑”。“涟”即指“涟水”,“岑”则指歙县“岑山渡”,以自己的籍贯和祖先的原籍各取一字为号,以此来表明不忘先人恩德、继承先人遗志的心愿。他是淮安大儒潘德舆之父潘宗睿(1749—1802,字慎思,号抑隅)的老师,潘宗睿《笥箫集》卷一中有一首长诗《程涟岑夫子年老入都,乙卯乡试钦赐举人,丙辰赐与千叟宴,会试钦赐翰林院检讨,得报志喜,八十二韵》。从此诗中得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程骏业在南京参加乡试结束回乡后,因黄河老坝决堤而“旧宅无津涯”,只好“挈众向东北,海上频流离”。这里的“海上”就是指安东(清代著名古文家安东人鲁一同有一个号叫“海上人”即为一证),大概到了此时,他家祖先留在安东的产业还在,因此他带着家眷到这里来暂时避难。后来,程骏业成为安东岁贡生,“乾隆乙卯(1795)钦赐举人,嘉庆丙辰(1796)钦赐进士、检讨”(《淮安河下志》卷十二)。

三

程氏家族累世科名相望,高文懿行,为世所推,在整个清代都称得上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家族,其持续兴旺发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乐善济贫。程氏家族经过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努力,通过经营盐业而获取暴利,成为名副其实的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之族。他们在家族里大造园林,在地方上乐善好施,赈灾济贫。程朝征曾领衔筹集资金,改建位于河下竹巷街玉皇殿西侧的魁星楼,改建后规制宏敞。程钟(字葭应,程必忠曾孙,著《普济堂志》四卷)即因建普济堂以收养孤弱而有功乡里,得康熙帝御赐“谊敦任恤”匾额。程鉴为人忠实仁慈,时时体恤贫苦人民,每年年底给贫苦人家赠钱二三百文以度岁。

(二)官商兼具。程氏家族迁淮之后,人丁兴旺,第三代人口有13人之多,第四代多达几十人,后代则更多,不仅在淮安形成了庞大的盐商群体,而且有多人出入官场。如程增(1644—1710,字维高,程必忠长孙)、程銮、程鉴、程易三代四人都先后做过两淮或淮北盐总商,康熙、乾隆南巡时,程增曾三次接驾,康熙帝御赐“旌劳”匾额。〔康熙〕《安东县志》卷五“选举”介绍了程氏家族的三位第三代人:“程堪(程必忠孙),户部员外,升府知府”“程埙(字伯龠,程必忠孙),贡生,荆州府同”“程堦(字泰六,程必忠孙),贡生,河间府同知”。此外,程崟(号夔州,程必忠曾孙)曾做过刑部郎中,程沆(1716—1787,字瀣亭,号晴岚、寿补,进士,程必忠玄孙)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程骏业曾任翰林院检讨等。可见,程氏家族在鼎盛时期,商界、政界都不乏响当当的人物,在整个淮扬地区盐商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家大族”。

(三)文风浓郁。“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迁淮程氏家族里一直保持着。程氏家族在经商的同时,特别注重培养后代,不惜花重金聘请海内名师宿儒来给子弟讲学,如方苞、沈德潜、史振林、王耘渠等人都先后做过程氏家族西席(古代的家庭教师),族中前后出现多名贡生、举人、进士。同时,四方名流硕学过往淮安时,也多主动与程氏族人结交,文酒风流,殆无虚日,如吴敬梓、赵翼、袁枚、顾栋高等人都与程氏族人有很深的交往和情谊。正如《淮安河下志》卷一“疆域”中所云:“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因此,程氏家族文化氛围极其浓厚,文人辈出,多位诗文名家有专集留传后世,如程嗣立(1688—?,字风衣,号水南,程必忠孙)《水南先生遗集》、程銮《岑楼诗钞》、程崟《二峰诗稿》、程 (字艺农,号秋水,程必忠曾孙)《秋水诗钞》《林下堂诗》、程得龄(号湘州,程必忠玄孙)《枣花楼诗集》《人寿金鉴》等,影响极大。

即使到了道光年间家族衰落后,族人“益束修自好,旧籍所纪、故老传闻,班班可表见者,尚十数人云”(〔光绪〕《安东县志》卷十三)。

“涟水人讨饭上学校”“自古安东出才子”,这是历来外界人印象中的涟水。涟水人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素有“教育之乡”的美誉。我想,这种风气的形成,程氏家族在其中肯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作者简介:鲁加专,现供职于江苏省涟水县政协文化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