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满城的兴衰与沧桑

2022-09-23         朱炳贵        

清初清军占领南京后,将南京更名为江宁,在城内驻扎八旗部队。随后为安置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将原明皇城改建为江宁满城,构筑了一个独立封闭的小天地。清廷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满城与江宁城里的汉人社会相互隔离,在政治、社会、司法、生活等方面自成体系。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满城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时代脱节,日渐变得贫困落后。晚清时期太平军占领江宁和清末革命军光复南京,满城两次遭到毁灭性的劫难,致使今天几乎已寻觅不到它的任何痕迹。历史上没有留下专门的志书文献记载江宁满城,其沧桑变迁人们了解甚少。笔者在此将追寻它的演变历程,对它的兴衰与沧桑作一点探究和思索。

从明皇城到清满城

顺治元年(1644)清人入关后,为有效统治全国广大地区,采取了特别的军事控制措施,除在京师驻扎八旗军外,于各战略要地及边疆重地屯驻八旗劲旅。江宁政治上是东南地区的中心,经济上是江南地区税赋稳定的保障,军事上是南方地区的大本营,在清代版图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底定江宁,在此驻防八旗军。此为清廷在南方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之一。军队屯扎于江宁城区东部的原明皇城内,由江宁将军统领。

清统治者认为,语言是民族意识的重要标识,骑射是取胜兴旺之道,金、元王朝之所以衰亡,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根本,致使民族性丧失,军队战斗力削弱。为保持自己的民族血统、习俗和“国语骑射”的固国之本,防止旗人“沾染汉俗”,清廷虽将军队分驻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及战略据点,但实行旗、民分居的二元管理政策,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集中安置在一起,并修筑城墙将其封闭起来,形成全国旗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些封闭区域有的是设于城市一隅,有的是在城外另筑一城。如西安、杭州、太原、广州、荆州、成都等城市皆划出特定区域设立满城。在江宁,明皇城区的位置、范围、面积、设施等,正适合作为八旗军营地。顺治六年(1649),清人开始将明皇城改建为满城,在城区内建筑了一座“城中城”。据吕燕昭《〔嘉庆〕重刊江宁府志》载,工程动用了大量民工,耗时2年修建完成。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联合张煌言攻打江宁,最终失败,但给清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和经济命脉带来了严重威胁。为增强江宁的驻防力量,顺治十七年,清人又对江宁满城进行扩建,将其向东、南两面作了扩展。东面和南面城墙沿用明南京京城的城墙,而原明皇城东面与南面的城墙则被拆除。满城的北面沿原皇城北墙向东延伸至京城城墙。西面加筑了原皇城西墙城垣,并向南延伸至京城城墙。满城西墙的起点在一些文献中说法不一,如《〔康熙〕江宁府志》说是“起太平门”,《〔嘉庆〕江宁府志》说是“起太平门东”。根据多种清代地图,该起点的准确位置应是近竺桥处的明皇城北墙的西端。改建后的西墙“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

扩建后,整个满城略呈矩形,南北长2980米,东西宽2100米,“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面积居全国各省满城之首。据《〔康熙〕江宁府志》等文献载,满城西墙上设置有两座城门,一是北端重修的“西华门”(明皇城西安门),正对天津桥(玄津桥);一是南端近通济门处所开的“小门”,正对大中桥。从此两门均可通过桥梁进入繁华市区。不过从清代《金陵省城古迹全图》《江宁省城图》等地图上可看到,上述两座城门间还有一座“复成门”,正对着复成桥通往市区。满城北墙辟一座城门,名曰“后门”。该门很可能与原明皇城的北门“北安门”是同一座门。满城东面和南面以明京城原有的“朝阳门”和“正阳门”为城门。

据《八旗通志》(初集)载,江宁满城中建有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卫、骁骑校等衙署,以及营房、军械库、钱粮库、练兵场、箭亭、官学、庙宇等建筑设施。八旗实行世袭制,满城内不但驻有军队,还有大量军人家属在此生活。据《钦定八旗通志·营建志》记载,旗人兵民住宅统一修建、按等级分配。满城内部空间分布形态的详情,目前未见相关史料记载。将军署起初位于满城西北角,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移至明宫城西华门外。副都统的衙署位于满城西南,约在通济门内偏东今大光路小学处。旗人兵民住宅分布于水晶台,即今地质大厦一带。“水晶台”一名据说源于该处原为明朝皇宫冰窖所在地,在民国一些地图上尚有标注。住宅大部分为行列式排房,具体分布格局根据其他城市满城的内部结构推测,有可能是按照满族传统的“八旗方位”原则布局的。营房以官街为轴线,沿其左右两翼向外伸展形成街巷,一条一条的街巷排列在一起,形似蜈蚣或鱼骨架,它们的名称依次叫作头条巷、二条巷、三条巷等。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满城营房向南部原御街两侧扩展开去,留下蓝旗街等地名。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及清代地图,满城内的道路还有黄旗街、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八宝街、尚书巷、吉祥街、下部街等,桥梁则有外五龙桥、内五龙桥、白虎桥、会同桥、乌蛮桥、柏川桥、青龙桥等。

旗民的隔离与交流

江宁满城实行兵民合一制度,既是一个驻军兵营,也是一个封闭与独立的旗人社区。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汉人严格分开,“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满城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其政治、社会、司法、生活等各方面都自成体系。不但军事事务,旗人的户口钱粮、司法诉讼、文化教育,甚至婚丧嫁娶、赡养救济等事项,都由驻防官员负责,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总督、巡抚、提督等地方官员均无权插手其事务。

为保证驻防旗兵及其家属将注意力集中于军务,清政府一方面给予他们优厚待遇,除世代相袭的兵役之外,其他义务一概免除。另一方面,对他们的限制也极其严格。例如旗人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商业、农业等任何其他职业;不准随意离开驻地,出城需告假,远出要注册,逾期未归按逃旗论处。旗兵及其家属被严格禁锢在满城内,主要任务就是军事训练、出差当值、奉命出征,日常生活极为单调。

江宁省城图(来源:《江南通志》)

旗人由于拥有政治、司法等特权,虽然受到严格管束,但特殊的待遇使他们骄恣日甚,滋扰地方、为非作歹的事件还是多有发生,如强行攫取大量汉人土地,江宁“城内外马路、要津、桥上及状元境、旧王府、红花地、下江考棚口、汉府、城外印子山等处”,都有土地被他们占领、出租;再比如,江宁城门的进出,多由他们把守,进出城门的百姓饱受其敲诈勒索之苦。不但民间甚以为苦,一些旗人的盗窃、强横行为甚至危害到了清廷的统治利益。

虽然清廷实行旗民分居的管理政策,但满城高耸的城墙并未能完全阻止旗民之间的交流,满城外五光十色的生活,怎能不对旗人产生吸引力?况且旗人不事生产劳动,他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得仰赖汉人供给。

江宁繁华奢靡,江南民风柔弱。旗人久居此地,原虽尚武彪悍,但在江宁文教之风长期熏陶浸染下,其骑射尚武习气还是逐渐趋于衰颓,“技艺骑射,率多废弛”。有的人甚至沦为身无长技的浮浪子弟,战斗力越来越弱。随着生齿日繁,满城内的八旗闲散人员越来越多,他们靠父辈的兵饷生活,整日逗鸟闲逛,无所事事。其实不只是江宁满城,其他满城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有一首“成都竹枝词”唱道:“吾侪各自寻生活,回教屠牛养一家。只有旗人无个事,垂纶常到夕阳斜。”描述的便是满城闲散人员的生活状态。

清朝后期,满城内的旗兵已不堪作为清廷可倚重的军事力量。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侵略军依仗坚船利炮兵临江宁城下。清廷原指望能对侵略者“痛加惩创”,可他们那延续了200多年的所谓“固国之本”,早已不堪一击,驻防八旗部队在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面前几乎无计可施。北京城里道光皇帝在金銮殿上急得手足无措,“唯以吁天恩”。然而呼天天不应,最终只好向侵略者妥协求和,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

旗人兵民一体的管理模式,也严重侵蚀了旗兵的战斗力,有些地方的旗兵甚至“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的‘兵营’里娶妻生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

清政府虽高度提防旗人沾染汉俗,但在旗民相互接触、融合中,满族文化较之于汉族文化相对处于弱势,在旗人的尚武习气渐渐褪去的同时,他们的一些风尚习俗也慢慢被汉族风俗所同化,呈现出满汉兼容并蓄的特点。清末《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即指出:“金陵驻防于今二百余年矣,生齿浩繁。其钟毓于山川,渐染于风俗者,代不乏人。”他们有的人开始重礼节,讲排场,变得奢华铺张起来;有的人仰慕汉族文化,诵诗书,习礼仪,结果荒疏了自己的民族语言,道光时一些满人甚至对满语已“不能晓解”,将自己民族意识的标识完全丢掉。

满城的沧桑变迁

南明覆亡后,明故宫失于维护,墙倒屋颓。其情形就如清初余宾硕在笔记中所写:“今者故宫禾黍,吊古之士过荒烟白露、鼯鼠荆榛之墟,同一唏嘘感叹。”清初修筑满城,加剧了明故宫的衰败。虽然清人灭明后号称“继明朝之绝世”,但将明皇城改建为驻防城,其原有的性质、形制还是遭到了颠覆。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首次南巡到达江宁,参观了满城中的明故宫遗址。明故宫残破不堪之状,使他大为感慨。他在《过金陵论》一文中叹道:“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巍峨,今则颓垣断壁矣;昔者玉河之湾环,今则荒沟废岸矣!”“顷经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

满城蛰伏于城市一隅,由于长期实行封闭式管理,旗人不事生产劳动,使得区内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被历史前进的脚步甩在身后,与时代脱节越来越远,日渐荒凉萧索,贫困落后。民初曾有人在此凭吊,感慨道:“每于芳草夕阳,徘徊道左,不胜城郭人民之感。”

满城的衰落也是旗人心理被封闭、眼光被阻断的结果。他们用“城中城”将自己封禁起来,在高墙后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将祖上的陈规奉为至宝,对外界的进步视而不见。清政权的衰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个在马背上征服天下的民族,似乎确信马背上也能治理天下,任凭时代前进,世事变化,直到清晚期,仍死守“国语骑射”不放。200多年的时光,竟没能开阔这个狩猎民族与生俱来的视野!随着太平军占领江宁和清末革命军光复南京,满城更是彻底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咸丰三年(1853)正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攻打江宁城。二月初十日,太平军炸毁仪凤门城墙,突入城内。两江总督陆建瀛遇害,守城清军陆续逃遁。次日,太平军抓住良机,从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蜂拥入城。驻防八旗军缩回满城死守。太平军围而攻之,当日将其攻陷。

太平军攻入满城后,满城兵民被视为“清妖”遭到残酷屠杀。据清末王先谦《东华续录》载:“咸丰三年,粤匪窜扰江宁省城,前任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及八旗协佐各官,或力竭捐躯,或临城自尽,文武各官计三百余员,兵丁妇女不下三万人。”最终只有数百人突围生还。

太平军占领江宁以其为都后,各大小王为筹集修建宫殿、衙署的砖瓦等材料,“堕明西华门一面城,自西长安门至北安门,南北十余里,穷砖石,筑宫垣九重”。满城西面和北面的城墙,以及将军署、都统署等建筑,都遭拆毁。当时有一首《拆皇城》:“贼来营造无巨砖,拆城作城众人苦。老人城上摇,旋下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皇城崔巍入云际,蹂躏经年便平地。”歌谣以被逼参加拆城的百姓的口吻唱出,反映了他们的悲惨遭遇。

满城建筑、设施被毁后,旧址废为荒地、园圃,一派凄凉景象。同治三年(1864)六月,清军克复江宁。此时的满城内,“兵房公所,仅余四五百间,散布零星,毫无完善”。其时有个叫毛祥麟的上海人,于该年送子侄赴江宁参加江南乡试,顺便参观了明皇城。他在笔记《墨余录》中描述见闻:“皇城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屋。”

同治四年(1865)七月,清廷计划重建满城,谕令两江总督李鸿章“迅即筹款,与魁玉会同妥办,并将旗营善后各事宜次第兴办。毋得日久稽延,遂至因循废弛”。江宁旗营也与李鸿章屡屡晤商,希望加快旗营修建的进程。但因需要筹措的款项数额巨大,且筹集困难,旗营修复进展十分缓慢。至同治七年(1868),才建成旗营兵房500间。从克复江宁至光绪五年(1879),总共建成官署兵房5400间,勉强只完成额定指标的一半。

此次复建因将驻防区域向城区扩展了许多,遂未再修筑被太平军拆毁的城墙。一段时期内,满城西边只有西华门及两侧各一小段残存的城墙兀自孤零零地立着,好似在印证它的沧桑与落寞。

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时,革命党领导的江浙联军合围江宁,因江南提督、江防营统领张勋为报皇恩浩荡,坚决抵抗革命,激起了部分军人的愤怒,攻打满城时对旗人狠狠地进行了打击。旗营兵民除死于战阵、被毙者外,还有不少人或赴水,或自焚,被迫自杀。江宁驻防统领催关炳连投内五龙桥河中而殁;江宁驻防防御松柏与妻子、子女阖户自焚。那些举家数口甚至数十口前往城中火药库自杀的事例,更是惨不忍闻。江宁驻防佐领盛成“率子妇赵,孙国瑞,女三,赴药库,携酒痛饮,炷香以待炸发”,举家炸死于火药库中。待革命军发布命令,宣布保护旗人的安全,满城已成一片焦土。清末江宁旗民人口原有六七千人,经此辛亥一役,还剩2500余人。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即其满族旗人幸存者之一。

满城内将军署等许多建筑遭到严重破坏。《首都志》形容其“仅存午朝、西华二门城券而已”,也许有一些夸张,但满城内建筑设施所遭破坏确实惨不忍睹。一位名叫费尔南多·法杰勒的法国学者,曾在劫后到访江宁满城,他在文中描述说,残垣断壁中所见到的尽是焦土和瓦砾。对满城的破坏,也有部分是残存旗人为维持生计而造成的。他们因无以为生,只好崽卖爷田,“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

辛亥革命后,江宁满城残存的旗人因失去清廷庇护,由特权阶层转变成了普通民众,沦入社会底层,只得自食其力,自谋生路。许多旗人因无求生技能,生活陷入困顿之境。为救济他们,在上海慈善家冯梦华等人的资助下,满族人锦云峰于今南京市大光路西端南侧筹办“旗民生计处”,下设旗民工厂、学堂、老人堂、发钱处,为旗民提供教、养、工、垦四项生计和二分米折救济,对维持他们的生活发挥了一定作用。旗民不仅生存艰难,还有一种因民族身份而遭歧视的隐痛在该族群的历史中延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政策,满族人才迎来新生。

(作者简介:朱炳贵,毕业于南京大学,舆地文化研究员,著有《老地图:南京旧影》《南京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