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大闸（朱天明 摄）

江苏省淮安市是古老的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之地,错综复杂的黄(河)、淮(河)、运(河)关系,与漕运和盐运的加持,衍生出许多独特的水道名物文化。本文就“山阳湾”和“清江浦”,略作叙述。

一、山阳湾

山阳湾,本是古淮河流经淮安境内的一段“U”字形河道,因湾道紧挨山阳县城而得名。它起自清江浦东北的草湾河道转而向南,至淮安古末口又转向北,到涟水县境内的赤晏庙后,再向东出云梯关流入大海。在《宋史·乔维岳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中,皆载“淮河西流(或作‘西南’)三十里曰山阳湾”,这当是以古末口为入淮运道的起点而言的。

隋代以前,行船从末口北上也是经过这段山阳湾河道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因为当时航道的漕运量很小,且主要用于频次不太高的军事运输和一般旅行。自隋开凿通济渠后,特别是随着南粮北运漕运量的增加,这段运道乃至从泗州汴淮口到楚州末口之间长达200里的淮河运道,才被人们所关注。泗州以下的洪泽等低洼区域,淮水宽阔,风大浪猛。“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春浪棹声急”(白居易《渡淮》)“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皇甫冉《洪泽馆壁见礼部尚书题诗》),都反映了这一带航行的艰难和危险。而此段河道中的山阳湾段,由于泗水的汇入,水流尤为迅急,加之淮水在此急转弯,河槽突然切深,更被往来舟楫视为畏途险境。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河南采访使齐澣曾奏开广济渠。此渠从汴河下游的虹县(今安徽泗县)引出,至楚州淮阴县北18里处进入淮水,将汴河入淮口由泗州向北迁移了百余里,而且在很短时间内便告凿成。此渠虽然能使漕船避开泗州以下洪泽低洼区淮水猛浪的凶险,但山阳湾的险段仍然存在。况且,因此渠水流同样峻急,又多僵石,漕运困难,加之弃沙壅路,行旅艰阻,不得不停废,甚至很快就予以填塞了,运道仍采旧河。

到了宋代,淮河运道特别是山阳湾段的深险问题更加突出。《宋史·河渠志》载:“初,楚州北山阳湾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北宋时期,每年的漕运量高达600万石甚至800万石,创下了中国古代漕运之最。由于漕运量的剧增和过往舟楫的增多,每年在楚、泗二州之间淮河险途上损失的舟船,也猛增到了170艘左右。因此,开河避淮便显得更加迫切,沿淮河右岸开凿复线运河也势在必行。北宋雍熙年间(934—987),转运使刘蟠首开此议,欲从楚州到淮阴之间开凿一条新运河——沙河,以避淮水山阳湾之险。但未及实施,人已调离。好在继任者乔维岳到任后,迅即实施此案。一条长达60里的复线运河——沙河就此开通。沙河东南起自楚州古末口,西北通达到淮阴磨盘口(今淮阴船闸附近)再入淮河运道,使得来往船只终于可以绕开水流凶险的山阳湾段,漕运和行旅均极便利。元朝后,由于一度实行海运,这条沙河因未能得到及时的疏浚和管理,便逐渐淤塞。到了明代,沙河运道已完全壅塞,过往船只仍需分别盘坝经过山阳湾,这就使得宋代以前的各种劳费和险情重现。为彻底解决这一老大难的问题,先是永乐十三年(1415),漕运总兵官陈瑄驻节淮安,经实地察看走访后,组织民力循宋代沙河故道,新开凿清江浦河(又称里河),从而畅通了运道。但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黄河夺淮后,长期以来黄河挟带的泥沙,将入海口及其汊港全都淤积填堙,造成了“海拥横沙,河流汛溢”(《明通鉴》)的局面。为防止外河水内灌,必须暂时阻塞清江浦河,严格控制运道上的各闸启闭时间。同时,还要在淮安新城附近构筑长堤以防山阳湾段冲决。即便如此,到了明中期弘治(1488—1505)以后,在河、淮交汇的全流冲击下,山阳湾段的汹涌水流仍会绕过淮安新城北门,外经仁、义、礼、智、信五坝,时有冲啮堤坝直迫城垣之患。因此,督漕侍郎吴桂芳(一说是兵备副使舒应龙)于万历四年(1576)二月,向朝廷建议在山阳湾北端开草湾河,导引外河水还其故道,专由云梯关入海。此河开凿后,仍时通时塞。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黄河复由此分流,夺正流十分之七的水量,至安东赤晏庙后才最终回归到正河入海。其后,山阳湾的水流也因趋缓和泥沙淤积,逼水尽归草湾,这里的河滩也变为盐厂,但尚有河形如沟,自钵池山后,抵新城北门外东坝止,当地人称为盐河。这一原先湾急溜险的河段,终于变身为平缓的小河。民国年间,淮安文人卢福臻在咏《山阳湾》的诗中写道:“一湾淮水经山阳,环流西北势最强。来自清口太湍急,曲折奔腾不可当。日夜东趋下末口,迅如脱兔坡前走。往往南漕忧沉溺,到此踌躇都束手。雍熙运使沙河开,六十余里险不来。天储方喜庆安澜,稳渡舟师欢若雷。无何淮徒运亦止,大局纷更从此始。几寻故道几徘徊,神禹之功难回矣。”沧海桑田的变迁,昔日的山阳湾险段早成平陆,但“山阳湾”这个历史地名依然存留在淮安大地上。

二、清江浦

运河区域的文化丰富多彩,仅从一些河汊和滨水地带的名称来看,南北就各不相同。北方如天津一带爱用“沽”和“津”,江南爱用“滨”“港”“塘”“泽”,而江淮之间,则爱用“浦”,诸如“袁浦”“黄浦”“满浦”“柳浦”等,不一而足。其中,“清江浦”的名声,颇具由微而显的成长传奇。

早在唐诗宋词中,“清江浦”三字就已出现。如唐代诗人陈子昂的《鸳鸯篇》中,就有“刷羽清江浦,交颈紫山岑”的诗句。宋代文人李廌(字方叔,“苏门六君子”之一)和张孝祥的《虞美人》中,亦分别有“玉栏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雪消烟涨清江浦,碧草春无数”的词句。当然,以上所见的“清江浦”,只是一种修辞偶对或泛指的山水名词。而到元杂剧中,“清江浦”则已然是地名了,而且是官厅所在的一处南北水陆驿站码头。杂剧《冯玉兰夜月泣江舟》中写道:洛阳人冯鸾,因改任福建泉州府太守,带着一家老小在乘舟赴任途中,一天行至大江边的黄芦荡,因阻风而船停湾汊。至夜间,忽遇着一个巡江官屠世雄,因同泊舟,而与冯鸾交谈。冯鸾见他是仕宦中人,片语相投,就请到船上整酒相待,众人相见。不想此是歹人,心狠手辣,先将冯夫人抢去,后又赶过船来,持着腰刀,将冯鸾及其儿子、家童、梅香、艄公,尽行杀死。唯小姐玉兰跳水躲在船艄舵上,适遇都御史金廷简巡抚江南,将其救起,侥幸捡得一命。金御史“分付开了船者,径到清江浦官厅边湾船”,审理此案。得知御史大人将至,“清江浦驿丞,打扫的这官厅干干净净”。金御史说道:“昨夜在江中体出冯玉兰诉冤一事,使老夫一夜不眠。今日行至清江浦,这是个官厅所在,那巡江官员人等,都在此处参见老夫,须索仔细体勘一个虚实。”杂剧中的清江浦,似离大江不是很远。

元末明初昆山人袁华(1316—?)的《过清江浦》诗则点出了清江浦的所在:“八里庄头淮水长,清江浦边杨柳黄。楚女窄靴小锦袖,醉歌竹枝行玉觞。”此以“清江浦”与“八里庄”相对,而“八里庄”是南宋时淮安军的一处战略要地,位于大清河口的正南面。金人南侵时,曾以此地为“镇淮府”。宋金划淮河为界后,为加强防守,南宋朝廷于嘉定七年(1214)又将淮阴县治迁于此。诗中的“清江浦”当指连通淮水的河渠,而且入淮口应就在八里庄附近。可知至迟在元代,清江浦就是淮安境内的一条河渠或地名了。明确指出清江浦确切位置的,是《明太宗实录》和《明史·河渠志》。两书同载:明永乐二年(1404),曾复修位于淮安府城西边的“清江浦闸”。

清江闸的兴建,源于沙河(新开河,清江浦河)的开凿。如前所述,北宋雍熙年间(984—987),负责南北漕运的转运使刘蟠,为使漕船避开淮水山阳湾一段水流迅急、多有沉溺之险患,动议裁弯取直开凿自楚州末口至淮阴清口的新运道——沙河,不久淮南转运使乔维岳接任,此议被付诸实施,自楚州至淮阴的这条新河终于开凿成功,从此舟行平稳便捷。

沙河的开通,为地处末口与清口之间的清江浦的成埠创造了条件。400年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由于罢海运,完全依赖大运河漕运转输江南粟米,藉以维系朝廷及边防部队和北方诸省的粮食安全。但当时,地处南北漕运中枢淮安的沙河漕道已经淤塞。漕船至此,必须“陆运过坝,踰淮达清河”,即:须将货物驳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将货物装上,才可到达清河口,再转至夺泗夺淮的黄河北上。一下一上劳费甚巨,输挽甚艰。漕运总兵官陈瑄驻节淮安后,在寻计走访过程中,从当地熟悉水道的老人那里得知,淮安府城西边的管家湖西北,曾有一条宋代所开的沙河旧渠,年久湮废,旧堤依稀。如循此旧道开凿新河,既便于引湖水通漕,又可直通淮河。经实地勘察,陈瑄立即组织民工开挖,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顺利完工,并将故沙河(即“乌沙河”。淮安方言中“gu”,常变读为“wu”。如“大姑”的“姑”,多叫为“娒”[音乌])更名为“清江浦”。为管控水位、便于行漕,陈瑄又在此河原有船闸的基础上,修复或新建了移风、清江、福兴、新庄4座闸,还将漕运行府、督造船厂和漕粮转运仓——常盈仓等设立于清江浦边,由此奠定了清江浦蔚成大镇的基础,形成了此后数百年淮安城市发展的新格局,开启了淮安城市的新辉煌。

清江督造船厂,成为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内河造船厂,京卫、卫河、中都、直隶4个大厂及其下辖的80多个分厂,沿浦而建,连绵20余里。明代文人顾清有诗描写道:“昔年倚棹清江浦,两岸丁丁沸斤斧。漕舟岁计动逾万,此地寻常当七五。”(《送陈子文》)说记得当年行船停靠在清江浦边,老远就听到叮叮当当动斧斫木的造船声。朝廷每年浩浩荡荡的漕运船只,动辄超过万艘,而行经此地或由此建造的漕船就占了一大半。“常盈仓”后改建为“丰济仓”,仓储粮常保持在300万石左右,“居天下强半”,是全国囤积漕粮的四大名仓之一,号为“天下粮仓”。

漕运鼎盛时期,朝廷河道总督府驻节清江浦,户部分司、工部分司,以及清河县治等衙门亦设于此。往日的“闲旷之地”,顿时成为“官商云集”“巨室鳞次”“九省通衢”“南船北马”的水陆都会城市和通商大埠。清康熙皇帝在《南巡笔记》中记载:“渡河舟行,过清江浦、淮安府,商贾往来,舟楫如织。”清乾隆皇帝在南巡清江浦时,曾对这个地名的来由作过探究。他在诗中写道:“清江流是导淮清。”又说:“清黄汇后清常弱,此号清江意寓深。”(《御制诗集》三集《清江浦》)意思是说,清江浦河是因直达淮河而水流清澈。后因黄河夺淮,原先清澈的淮河水常处于弱势,以“清江”名之,含有复见清流的深切用意。乾隆帝此说,确有一定的道理。当初,陈瑄将乌沙河更名为清江浦,从表面字义来看,是一种正反相对。而其深层的心理期待,自然是对河晏水清的一种美好的企盼。因为重浚的沙河原本就是直达清河口,对接清澈的淮河,复用“清江”来命名,就是要返本清源。清江浦河帅府的花园,命名为“清晏园”就是一个旁证。

清同治初年,漕督吴棠在原圩砦的基础上,筑成清江浦城。光绪二十八年(1902),漕运总督陈夔龙奏请获准在清江浦城内兴办江北大学堂,成为当时全国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堂之一,其学生来自淮安、扬州二府与海州、徐州二州所属各县,此地一时成为苏北文化教育的重镇。光绪三十年(1904)命建江淮省,清江浦成为省城,未久旋罢。

民国2年(1913),淮扬道驻清江浦,辖清河、山阳、安东、泗阳、盐城、阜宁、江都、仪征、东台、兴化、泰县、高邮、宝应13县。民国3年,因清河县改称淮阴县,清江浦城又称为淮阴城。民国34年,新四军第一次解放淮阴城,随后在此设立清江市,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从盱眙迁入。随后,苏皖边区政府在此成立,下辖8个行政区、1个直辖市(清江市),管辖今江苏的32个县,安徽的18个县,河南的3个县,人口2300余万。民国37年,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第二次解放淮阴城,中共两淮市委、市政府成立。

民国38年撤销两淮市,清江区并入淮阴县。苏皖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改为苏北淮阴行政区专员公署,迁入淮阴城,辖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淮宝、新安、宿迁、睢宁、邳睢10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江浦先后成为清江市、淮阴县、淮阴地区行政公署、中共淮阴地委和省辖市淮阴市、淮安市的驻在地,曾下辖清江、淮阴、淮安、涟水、洪泽、金湖、盱眙、泗洪、泗阳、宿迁、沭阳、灌云、灌南等13个县(市)。现清江浦区仍是淮安市的主要城区。

(作者简介:顾建国,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