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以下简称“评弹”),是风雅优美的江南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流传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吴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滋养,孕育了评弹雅致、细腻的文化品性、艺术风格和美学格调。评弹之“雅”,是风雅、文雅、优雅之“雅”,亦是雅中融俗、俗中见雅之“雅”。评弹雅俗共赏、文野并存的文化品格,源于吴文化趋于世俗化、世情化、人性化、人情味的特色传统;而评弹之“细”,更得益于其数百年的深厚文学底蕴。独具魅力的语言、文学、音乐相互交融,构成了评弹这一融“说、噱、弹、唱、演”和“理、味、趣、细、奇”于一炉的综合艺术。评弹蕴含了杰出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历代评弹艺术家对“吴语文学”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创造。 (参见朱栋霖《江南文采出评弹》)因此,评弹被文化大家郑培凯认为是中国俗文学上升到优雅境界的奇葩。

苏州“光裕公所”成立150周年纪念石幢(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 供图)

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艺谚曰“大书一股劲,小书一段情”。评话又称“大书”,只说不唱,以一人演出为主,演员在台上仅凭借一块醒木、一把折扇,开讲帝王将相、金戈铁马、公案义侠之传奇,如《三国》《隋唐》《水浒》《岳传》《英烈》《七侠五义》等;弹词又称“小书”,有说有唱,以两人双档居多,以三弦、琵琶弹唱才子佳人、市井风情、世间百态之故事,如《三笑》《西厢记》《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啼笑因缘》等。

评弹表演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一人多角”以及由此带来的表演者在叙述人与人物角色之间的“跳进跳出”和“间离评判”,它极大地拓展增强了艺术表演的空间、魅力和张力,这也是评弹区别于戏曲艺术的最大特点。说书人以其巧言善辩的聪明智慧、幽默诙谐的语言技巧、繁花似锦的流派声腔、细致入微的舞台表演给海内外观众带来了最寓教于乐的惬意愉悦和艺术享受。评弹与昆曲、苏州园林一起,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文化三绝”。

2006年5月20日,苏州评弹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雏形期(明代末年—清代中期)

评弹亦称说书,有查考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评话”一词源于宋代,是“讲史”的别称。明《永乐大典》中保存有评话本的名目;李玉《清忠谱》中,描写有苏州露天说书,而说书人口白中已有苏州话出现;清嘉庆十四年(1809)陈遇乾《义妖传》中说到过“大书”,大书即评话。至“后四名家”之一的姚士章起,开始用吴语而不再用中州音说评话了。而“弹词”的称谓最早见之于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余志·熙朝乐事》,“优人百戏,击毬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清初,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中有《弹词》一首,“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湖’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吴人弹《平湖调》,以弦索按之;“吴人”“吴音”应为吴语区域的苏州弹词。这符合苏州评弹与吴语相结合的过程。

二、上升期(清代中期—民国初年)

清乾隆时期,评弹书家最负盛名的当属“御前弹唱”的“七品书王”——王周士。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听过他的《游龙传》,甚是喜欢,遂带他回京继续听他说书达数月之久。王周士离京前被御赐七品官戴,被后人誉为“御前弹唱,七品书王”。回苏后,遂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创建了评弹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后改称“光裕公所”)。“光裕”,取“光前裕后”之意,“光大前人,裕润后代”。光裕社成立后,制定行约行规,逐步规范建立起评弹艺人拜师学艺、满师出道(评弹艺人出道素有“出小道”“出茶道”“出大道”三部曲)以及同业竞争等一系列行业规章,提升了评弹艺人的社会地位,保障了评弹艺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了评弹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王周士所撰《书品·书忌》以每句四字口诀作了正反两方面的精要阐述,是现存最早的评弹理论总结,至今被奉为评弹表演艺术之圭臬。

清代中晚期,评弹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前四名家”——陈遇乾(“陈调”创始人)、姚豫章、俞秀山(“俞调”创始人)、陆瑞廷和“后四名家”——马如飞(“马调”创始人)、姚士章、赵湘洲、王石泉,多为划时代的重量级人物。同时有毛菖佩《白蛇》、张汉民《水浒》、季武功《隋唐》、金洪亮《金枪》、吴毓昌《三笑》、陈汉章《三国》、姜如山《岳传》、朱敏斋《双珠凤》、张鸿涛《文武香球》、马春帆《珍珠塔》、林汉扬《英烈》、朱寄庵《西厢记》等代表人物及其书目。与后四名家同时期还有“女弹词”的介入,曾有《吴门新竹枝词》道,“晚妆初罢上书场,灯下蹁跹兰麝芳。百八青蚨消遣够,色声香味细评量。”在评弹艺人和听众两方面,女性的介入更丰富推动了评弹艺术的繁荣。

在评弹发展的最初时期并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艺人们穿街走巷、沿路卖唱,或在桥头、村边露天说唱,或串门走户、登堂入室,偶尔也在大户人家的家里唱堂会。早期苏州城内最热闹的地方是观前街,观前街最热闹的地方是玄妙观。旧时的玄妙观是老百姓的娱乐场所,也是三教九流会集之地。说书艺人大都选择在玄妙观广场露天说书来招揽听众。江南水乡的农村乡镇,也是评弹的主要演出区域。

光裕社出道录(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 供图)

早期的评弹书场通常由茶馆兼营,称“茶馆书场”。茶馆书场起源于清中晚期,一般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说书。清代艺人常于茶馆书场会书。所谓“会书”,就是年终艺人们齐聚一堂“摆擂台”各展书艺的专场演出。旧时,从农历十二月起,各地书场就陆续停演,艺人便汇集于各大中城镇,书场邀请他们同场演出,各显书艺,优胜者从此名声远扬。因此评弹艺人对每年的“会书”都非常重视,也是清代评弹书场内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吴苑深处”书场堪称百余年前苏州城最著名的四大书场之首。茶馆书场成为城镇乡村重要的娱乐消遣场所,尤其是农村书场,规模有大有小。过去的评弹艺人们,由于交通不便,江南又多水路,评弹艺人前往演出,或乘船或步行,逢天寒地冻,或暑日炎天,路途奔波更为艰辛,但是艺人们必须经历这种较长时期的“背包裹、走官塘”的艰苦磨炼,才能逐步在艺术上有所长进。也正因为城镇乡村书场广布于江南水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得评弹日益兴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繁荣期(民国初年—1949年前)

清末民初,评弹艺术不仅在她的发源地苏州长盛不衰,而且其演出的地域重心更拓展到了大都市上海。相继出现了《三国》名家黄兆麟,《英烈》名家叶声扬,“《三笑》三杰”谢品泉、谢少泉、王少泉,“三卿档”赵筱卿、钱幼卿、王绶卿等。此后,上海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消费急剧上升;唱片技术引进,商业电台普及,蒋宾初、王畹香捷足先登;之后又涌现了“魏调”创始人魏钰卿以及被业界内外普遍以谐音昵称的民初“大三牲”杨月槎、杨星槎、吴西庚、吴陞泉、朱耀庭、朱耀笙等一批大名家。到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然而经济却相对稳定。这都为评弹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20世纪20至40年代正值评弹的“黄金时代”,评弹名家大都云集沪上,在激烈的艺术竞争中,评弹技艺日益精进。评弹艺术家们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听众审美情趣的变化,或通过书目内容的改编创作,或通过书台表演的形式更新,或通过推陈出新树立自己的流派唱腔,以各种努力来满足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由此也促进了评弹表演艺术的不断丰满和传承发展,同时也赢得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时期的评弹界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评话名家和代表书目,如:许继祥《英烈》、石秀峰《金枪》、周亦亮《岳传》、杨莲青《包公》、也是娥《金台传》、蒋一飞《英烈》、吴均安《隋唐》、张玉书《三国》、朱少卿《刺马》、吴子安《隋唐》、张鸿声《英烈》、沈笑梅《济公》、唐耿良《三国》、潘伯英《刺马》、曹汉昌《岳传》、顾宏伯《包公》、汪雄飞《三国》等。弹词名家和代表书目,如:“三单档”之夏荷生(“夏调”创始人)《描金凤》《三笑》、周玉泉(“周调”创始人)《玉蜻蜓》《文武香球》、徐云志(“徐调”创始人)《三笑》《贩马记》;“三双档” 之沈俭安(“沈调”创始人)、薛筱卿(“薛调”创始人)《珍珠塔》,蒋如庭、朱介生(“新俞调”传承人)《双珠凤》,朱耀祥(“祥调”创始人)、赵稼秋《啼笑因缘》;刘天韵《三笑》、杨仁麟《白蛇传》、李伯康《杨乃武》、祁莲芳(“祁调”创始人)《绣香囊》、魏含英(“新魏调”创始人)《珍珠塔》、黄异庵《西厢记》、严雪亭(“严调”创始人)《杨乃武》、李仲康(“仲康调”创始人)《杨乃武》、祝逸亭《三笑》、邢瑞庭《三笑》、蒋月泉(“蒋调”创始人)《玉蜻蜓》《白蛇传》;张鉴庭(“张调”创始人)、张鉴国《十美图》《顾鼎臣》,姚荫梅(“姚调”创始人)《啼笑因缘》;杨振雄(“雄调”创始人)、杨振言《西厢记》《武松》《长生殿》;周云瑞(“周云瑞调”创始人)、陈希安《珍珠塔》;凌文君《描金凤》;另有“弹词皇后”范雪君《秋海棠》以及黄静芬《倭袍》等等。表演艺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各类书场的蓬勃发展。上海街头书场林立,光是繁华的大马路(南京路)就开设了十多家书场,是当时沪上最具特色的“上海书场一条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艺术空前盛行,当时还有一种流行的“空中书场”,就是广播电台邀请评弹艺人在节目中进行直播表演,成为当时最受追捧的大众娱乐节目。艺人在电台演唱不仅收入丰厚,而且评弹收听率高,唱得好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所以,当时一些当红的评弹艺人需要每天赶场来满足当时的演出市场需求,在各个电台之间往返奔波,同时收入也颇丰。举例来说,当时一名银行职员的薪资在每月20—50元不等,而一名在人气和艺术水平上都算不上顶尖的评弹演员,收入能够达到360元左右,评弹当红名家月薪甚至可逾1000元。更重要的是,这种高收入反映了评弹艺术在当时的社会意义,它在市民文化生活和娱乐休闲领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当时的艺术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评弹艺术表演消费成为江南国民文化消费的重点之一。

四、全盛期(1949年—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评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广大评弹艺人经过学习,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工作热情高涨,中央也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更为广大评弹艺人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家齐心协力走上了建设新评弹的征程。20世纪40年代的大名家在艺术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上升势头,而50年代之后的新响档已然精彩纷呈,涌现了评话名家杨震新、唐骏麒、张国良、胡天如、金声伯、吴君玉和弹词名家朱雪琴(“琴调”创始人)、徐丽仙(“丽调”创始人)、朱慧珍(“新俞调”传承人)、侯丽君(“侯调”创始人)、尤惠秋(“尤调”创始人)、徐天翔(“翔调”创始人)、王月香(“香香调”创始人)、薛小飞(“小飞调”创始人)等一批全新的代表人物。

当代评弹艺术家袁小良与王瑾(袁小良 提供)

江浙沪评弹界除继续致力于新编历史书目如《梁祝》《王十朋》《秦香莲》《琵琶记》《梅花梦》和现代题材书目《江南红》《林海雪原》《杜鹃山》《红色的种子》《苦菜花》《青春之歌》《李双双》等的改编创作外,中篇评弹的出现更激起了整旧创新的又一轮高潮。上海市人民评弹团首开先河,推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罗汉钱》《三打白骨精》《林冲》《晴雯》《芦苇青青》等优秀中篇,另外还从优秀传统长篇中节选改编了《老地保》《三约牡丹亭》《厅堂夺子》《大生堂》等经典中篇。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亲自倡导下,我国唯一一所重点培养评弹艺术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苏州评弹学校于1962年正式成立。从此,评弹艺术人才的培养走上了一条现代艺术教育与传统师徒传承相结合的崭新之路。

五、复兴期(改革开放至今)

1977年,经陈云提议并征得文化部同意后,在杭州召开了评弹工作座谈会;之后,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重要指示,为新时期评弹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得评弹艺术重获新生。1980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办学的苏州评弹学校恢复招生,为培养评弹的创作、表演和教学人才,为传承吴地文脉、弘扬民族菁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特殊贡献。

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孙伊婷 摄)

伴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组织上的技术归队,当时的江浙沪评弹界曾拥有四十多个规模不等的大小团体,而且各个团体都人才济济,书目纷繁,受众如云,一片兴旺景象。各地评弹团在狠抓优秀传统书复排重演的同时,各类新编历史书目和现代题材书目的创作或改编也是生机勃发。推出了一大批长篇新作,如《九龙口》《明珠案》《皇太极》《多尔衮》《赛金花》等;中篇新作如《真情假意》《颠倒主仆》《赵氏孤儿》《孙庞斗智》《新琵琶行》《谁是最美的人》《蔡锷与小凤仙》《老子折子孝子》《普通党员》《大脚皇后》《风雨黄昏》《雷雨》等,以及难以数计的短篇和开篇节目。回望新时期,书目创作欣欣向荣,评弹名家竞展风采。

2000年由文化部主办的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是一项全国性的苏州评弹艺术展演活动,此后每三年举办一届。类似这样的各类节庆、赛事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电视书场、广播书场、社区书场、喜马拉雅FM、抖音APP等阵地演出、场所消费、网络新媒体传播样式也使评弹的流播形式更趋多元化。苏州方言和特色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普及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苏州评弹一次次跨出国门,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赢得了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的高度赞赏;一回回走进校园,通过生动的艺术语言、曼妙的音乐声腔和当代的审美诠释,培养了评弹未来的受众群体。

2004年,经文化部立项批准,全国范围内目前唯一一所集评弹文物典藏、科研出版、展览陈列、社教活动、艺术创演、文创开发、数字信息化等综合职能于一体的专业类博物馆——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建成。

纵观苏州评弹的发展史,评弹自始至终都与江南这一方水土以及吴地百姓特有的生活方式、生命理念、文化观念密切相关,紧密相连。评弹就是这种生活模式的美学载体,拥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它和小桥流水、苏州园林、苏帮美食等一样融汇于江南人的衣食住行之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文脉传承真正不可或缺的正是这样的文化浸润和滋养。

(作者简介:孙伊婷,副研究馆员,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保管与研究部主任;孙惕,苏州戏曲博物馆原副馆长、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