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对清代淮扬民间戏曲音乐的影响

——以“徽班进京”事件和“十番锣鼓”形成发展为例

2022-09-23         魏怡勤        

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凿贯通以来,历经数百年,其南北漕运、盐运等运输功能不断增强与改善,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社会的大动脉。本文以“徽班进京”事件和“十番锣鼓”形成发展为例,论述运河经济对运河沿线城镇的民间戏曲、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大运河漕盐运输带动江淮沿线城镇繁荣富庶

大运河自淮安流经扬州邗江流入长江的河段称为里运河,它开凿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史称“邗沟”,扬州辖段全长124.52公里。隋大业元年(605)至六年,隋炀帝下令修凿并贯通了大运河,史称隋唐大运河。13世纪,元朝统一了全国,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为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的航线,元至元二十年(1283)始,历时10年,先后挖通了通惠河、会通河、济州河,开通京杭大运河,航程比隋唐大运河大为缩短。

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使沿线城镇迅速崛起。北京、天津、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全国性的漕运码头、商业中心,这些城市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物品,甚至国际性的商货,城中商贾辐辏、店铺林立、车马交驰,运河中舳舻云接、帆樯如林,一派兴盛繁华的气象,而市民衣食住行、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也远远高于非运河区域。元明两代,通过京杭大运河漕运至京的粮食逐渐递增,最多年份曾达到500万石,基本满足了宫廷、官府、军队和市民等群体的需求。到了清代,京杭大运河更是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除大量粮食北运,食盐集散运输外,还是南北方土特产品、丝绸、建材等重要物资的运输通道。大运河上运漕商族往来不绝,带来商品的流通、人口的集聚,加快了江浙一带经济发展,特别是江淮的运河沿线区域,更是成为全国重要的财富集中地,运河两岸的城镇也繁荣起来,扬州、淮安等地先后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

扬州作为沿运河枢纽城市,南北漕运的咽喉,以及中部省区食盐供应的重要基地,自然成为五方杂处、群英荟萃之地,急速增长的常住人口,致使城区面积不断膨胀,至明代末期,就已形成以小秦淮河为界的新、旧两个城区,新城的面积是旧城两倍。与此同时,星罗棋布的剧场、戏院应运而生,这就为纷至沓来的各地演出班子、梨园艺人提供了一展身手、比试竞技的舞台。

清康雍乾三朝,朝廷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皂河与中河,加固高家堰和淮扬段运河的堤防及减水闸坝,重点治理清口与运口,疏浚运河及归江归海河道,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发挥了封建王朝晚期黄金水道的巨大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畅达提供了可靠保证。[3]因此扬州在清中期再度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全国极其著名的商业城市。

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主要表演场所三庆园于2016年重新开园(魏怡勤 提供)

地处扬州北端的淮安,位于大运河的中部,自明成祖迁都北京、改海运为漕运后遂成为运河交通的枢纽,其政治地位迅速得到提升,社会经济走向繁荣,成为京师以外的关键城市之一。当时,南船北马汇集于此,淮安有“七省通衢”之称。《〔光绪〕淮安府志》描述其繁华的盛况:

自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

京杭大运河的航运促进沿线城镇的繁荣和发展是毋庸置疑的。据资料统计,在清后期的一个年度里,仅江苏苏松道、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通过扬州、淮安漕船计有2659只;运丁计有26590人,此外还有众多的催攒、押运、领运官员以及防河官兵等。这些数量巨大的运丁及众多官兵,需要上岸吃、住,给扬州、淮安等城市带来巨大商机。于是,以南粮北运为主要功能的运河遂成变相商路,对沟通南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利莫大焉。便利的运河交通,大量人口的集聚,车船如织,百货山积,推动了专业性商业街巷和市场的出现,市井的繁盛、旺盛的需求,也助推了地方戏曲、音乐文化的形成发展。

二、戏曲艺人纷入扬州为徽班进京打下基础

清代中叶,我国剧坛上,除了昆曲之外,梆子腔、秦腔、徽调、楚调等地方戏曲兴盛起来,逐步形成花部(也称乱弹,指民间戏曲)与雅部(指昆曲)争胜的局面。当时戏曲演出活动的中心,北为北京,南为扬州。扬州则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之处,商业发达,是盐商集中的之地。“商路即是戏路”,随着大运河盐漕运输功能的不断拓展完善,诸多商贾、艺人等通过水陆两路纷纷流向扬州,定居扬州,成为新市民。

有学者认为,地方戏曲的繁荣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要有相对固定的看戏人群;想看戏的人要有钱。这就要求一是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即城镇发展要有一定的规模;二是当地的经济比较繁荣。而康乾时期的扬州,凭借运河漕盐运输的独特优势,市井相连,商旅辐辏,富商大贾麇至鳞集,列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之前列。另就徽班而言,起初活跃于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后来扬州成为南方戏曲演出中心,各大徽班纷纷汇聚在扬州梨园表演。乾隆帝南巡之时,扬州盐商出资承担了很多具体的演出任务,使徽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徽剧本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最初的腔调,只有徽州腔、青阳腔等,在扬州数十年的演出实践中,徽班广泛吸收了弋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声腔,丰富和发展自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进京的徽班,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单一声腔的综合性戏班,它能将各种声腔曲调汇聚在同一出戏里,既高亢激越,又浑厚深沉。加之徽剧剧目题材,有不少内容来自民间,积累了大量的民间生活题材的小戏,思想清新,形式上生动活泼,同时又拥有诸多反映社会政治题材的正剧,能做到雅俗共赏。进京的徽班,其演员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具有精湛的技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大多是尖子人才。徽剧行当一应俱全,有文有武,有唱有做,表演与声乐艺术水平较高。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给乾隆皇帝庆祝80岁生日,朝廷从扬州征调了由安徽籍的扬州盐商江鹤亭组建、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此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班逐步合并成为著名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三庆班进京,原本只为进宫祝寿演出而来,由于徽戏曲调优美,所演之剧通俗易懂,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故而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遂在北京扎根。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也跟着留在北京继续进行市井演出。百余年间,四大徽班继续促进“二黄”与“西皮”的交融,将皮黄唱腔发展成熟,并实现了徽调、楚调、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合流,催生了京剧。因此“四大徽班”进京则被视为京剧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三庆徽班戏的构成及其艺术特色,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五中作了专门记述:

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谓之台戏。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火班。后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黄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而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京腔用汤锣不用金锣,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京腔本以宜庆、萃庆、集庆为上。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而曩之宜庆、萃庆、集庆遂湮没不彰。

从这段文字可知,进京的三庆徽班,在扬州称之为“台戏”的本地剧种“乱弹”的基础上,汲取梆子、二黄等多地、数种民间戏曲的特长,提炼整合成全新的曲调和表演形态进行演出。这种表演集众家之长,且生活气息浓郁,表现风格丰富多彩,从而使徽班能够在京师这样各地人群集聚之地站稳脚跟,赢得观众。自乾隆年间至清末,徽班称雄京华剧坛,享誉大江南北。

三、南北交互,兼收并蓄,“十番锣鼓”扎根民间

“十番锣鼓”为活跃于民间的吹打乐种,于明万历末年(约1620)在苏州一带流行,演奏者“堂名”遍布城乡各地,仅古城区知名的“堂名”便有几十个。

清初余怀著《板桥杂记》中提到万历末年南京秦淮河一带游客演奏十番锣鼓的情景。清钱泳《履园丛话》所载:“忆于嘉庆己巳年(1809)七月,余偶在京邸,寓近光楼,其它与圆明园相近。景山诸乐部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云敖叠奏,令人神往。”从演奏十番锣鼓的历史来看,可上溯到明代后期,它至少在17世纪已在我国南方流传,到19世纪初叶,十番锣鼓仍盛行于北京宫廷。

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详细地记载了当年扬州虹桥“歌船”中演奏十番锣鼓的情况和乐队编制待点:

十番鼓者,吹双笛,用紧膜,其声最高,谓之闷笛,佐以箫管。管声如人度曲,三弦紧缓与云锣相应,佐以提琴。鼍鼓紧缓与檀板相应,佐以汤锣。众乐齐乃用单皮鼓,响如裂竹。所谓“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佐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此十番鼓也。是乐不用小锣、金锣、铙钹、号筒,只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十种。故名十番鼓。番者更番之谓,有“花信风”“双鸳鸯”……

对于表演十番锣鼓的时节以及相应的称谓,《扬州画舫录》也作了记述:

锣鼓盛于上元、中秋二节,以锣鼓铙钹,考击成文,有“七五三”“闹元宵”“跑马”“雨夹雪”诸名。土人为之,每有参差不齐之病。镇江较胜,谓之粗锣鼓。南巡时延师演习,谓之办差锣鼓。

清末,随着运河经济的凋敝,昔日的繁华不再,十番锣鼓在扬城逐渐萎缩。但十番锣鼓在同是运河城市的淮安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

明清时期,漕运总督署的驻地淮安是京杭大运河的重镇,南船北马交会带来南北文化的交融。清道光年间,老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区)著名曲家孙毓卿将从宫廷流传而来的音乐,加上地方流行的唱词及打击乐,改创成雅俗共赏的“楚州十番锣鼓”,又称“武昆”。当时,沿河一带曾有10多支演奏十番锣鼓的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以粮行商人为主的“粮安堂”、以杂货行人员为主的“敬安堂”和以布行人员为主的“善安堂”。

楚州十番锣鼓的音乐旋律、唱词、锣鼓点子具有创新性与独特性,与其他地区十番锣鼓在演奏技巧、演奏方式上,有一定的区别。锣鼓点子节奏变化较大。唱词内容优美、健康向上,多为歌颂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其唱、敲、奏三个主体相互融合,演奏乐器包括10件打击乐器和16件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亦称双管制)。乐曲中常加入锣鼓曲牌,结尾也多以锣鼓曲牌为主,为衬托气氛、增强渲染力,器乐曲高潮处常加入锣鼓与器乐合奏。

从楚州十番锣鼓的形成发展看,它是由宫廷昆曲音乐演化而来,其间又融入了民间音乐人的创造。独特的歌词与曲牌名,是楚州十番锣鼓的一大特点。

盛行了200多年的楚州十番锣鼓,随着清末朝廷停漕改折命令的颁布实施,漕运总督署职能停摆,漕运、盐运日见衰微,这项民间文艺形式,也渐渐销声匿迹。民国时期,民间偶有小规模的演出班子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当地政府及文化部门重视运河文化发掘和保护工作。2003年,淮安市淮安区投入经费购置乐器、服装、道具,组织专业人员排练,沉寂多年的楚州十番锣鼓获得新生。2007年4月,楚州十番锣鼓被江苏省政府批准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2008年1月,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1年春天,作为江苏省首个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面向社会开放,与此同时,楚州十番锣鼓开始渐次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

综合徽班进京事件和十番锣鼓形成发展,可见京杭大运河在促进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地方民间戏曲、音乐的发展繁荣带来强大动力。利用运河黄金水道,淮扬一带城镇的艺人可将本乡、外地的优秀剧种、民间音乐等,引进或输出。诸多艺术流派在此交融碰撞、改革创新,最终成就了徽班进京的开创之举,也促进了十番锣鼓这项民间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简介:魏怡勤,研究馆员,现在扬州大学广陵学院从事文秘教学。研究方向为清代宫廷档案和地方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