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文献中的江苏文脉 ◎

2022-05-07         姜小青        

2016年2月,在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省委宣传部正式出台“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方案”(下简称“文脉工程”),通过实施“文脉工程”,达到挖掘江苏文献资源,保存江苏历史记忆,梳理江苏文化脉络,进而于当代文化进程中,推进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的目的。“文脉工程”的标志性成果,即是以纸本、数字化形态同时呈现江苏历史“文化高地”的超大型地方文献总集《江苏文库》。

众所周知,古代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现存数十万种古代典籍,仅《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就有17万多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之一的观念文化,都蕴含在这些典籍之中。如果从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古代典籍都可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这些文献典籍不但凝聚着地方历史文化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江苏历来被认为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资源丰厚,文化遗存之多,历代文献存量之丰,居全国前列。根据《江苏文库·书目编》中《江苏艺文志》(增订本)统计,共著录江苏籍作家29617人,著作85309种。《江苏文库》文献部分,包括“文献”“史料”“方志”“精华”四编,将收录上述文献八千余种,虽说只占其中十分之一,但它们所体现出的文化观念,不仅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更在多个方面对中华文明与文化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成为中华文化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苏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民本思想”,更成为每个中国人道德完善、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同为苏州人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已演进成中国人民在民族救亡之际的精神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观念,就是蕴藏在众多文献典籍之中,对其挖掘与整理,既是继承,也是创新,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源泉。

编纂出版一部能够比较全面反映江苏历史文献面貌的大型文献总集,是江苏学术界、出版界几代人的愿望,他们为此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和丰富出版成果。经过众多学者、出版者共同努力,从2018年《江苏文库》首批成果出版开始,到2021年底,共计出版740册,其中,“书目编”37册;“文献编”189册,收录文献527种;“精华编”95册,整理文献67种;“史料编”154册,收录文献879种;“方志编”214册,收录文献115种;“研究编”51册,共收录古代江苏文献1588种。从已出版的一千多种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江苏文化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江苏文库·文献编》副主编、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在《从<江苏文库·文献编>“周易类”看江苏文脉传承》一文中,统计和概括到:“《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江苏籍清代学者66人研究《周易》的著作76部,是《皇清经解》收录《周易》类著作的5倍、《皇清经解续编》收录《周易》类著作的3.5倍;《山东文献集成》收录山东籍学者研究《周易》的著作25部,《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的《周易》类著作,是《山东文献集成》收录《周易》类著作的4倍多。就《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的江苏籍学者研究《周易》的著作和编纂来看,具有名家辈出、名著众多、家学深厚、研究精深、传承有序和提要钩玄等特点。”(《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三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20年12月)以此一斑,可窥全豹。随着“文脉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江苏文库》的持续出版,江苏文化脉络及其历史贡献将愈加为人们所认识。就此而言,更能说明本次江苏地方文献大规模、全方位集中整理,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除挖掘、保护外,更在创新和利用。

《江苏文库》第四批成果(姜小青 提供)

“盛世修典”之所以成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统,是因为历史总结的目的都在于更好地面对当下与未来,大型地方文献编纂与出版,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意义。目前,国内有十多个省已经完成或正在编纂出版同类项目,还有一些省也在论证或启动过程中,包括《湖湘文库》《荆楚文库》《浙江文丛》《八闽文库》《贵州文库》《巴蜀全书》《山西文华》《燕赵文库》《中原文库》《山东文献集成》《朔方文库》《广州大典》《岭南文库》等,都是希冀通过区域文化典籍系统梳理与出版,挖掘与呈现其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从而自觉担负起当代文化建设与创造的使命与责任。

《江苏文库》是迄今为止国内同类项目中,规模最大的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这是江苏文化的丰厚历史底蕴和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也是“文脉工程”创新性的重要体现。《江苏文库》将收录的近八千种左右的文献,其中“文献编”约5600种,“史料编”约2000种,“方志编”约250种,“精华编”约200种,它们具有时间长、内容广、价值高、特色明、影响大等主要特点。从纵向看,上起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下迄晚近诸家、诸类文献,不但脉络一以相贯,而且虽历两千多年历史变迁,江苏文脉始终是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一支;从横向看,这些文献所涉及的内容,不但面广,而且特色鲜明,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人”与“文”、“觉醒”与“自觉”的魏晋时期,以六朝政权为核心区域的江苏,得风气之先,产生了《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文赋》等一大批传世经典名著,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明清之际,诸多学术、文学流派,如泰州学派、扬州学派、东林学派、吴中学派、常州学派以及虞山诗派、娄东诗派、阳羡诗派、常州词派等,更是以群体景观呈现江苏乃至中华文化的又一高峰。这些都与其时发达的文献刊印相关,所谓“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秩类书,咸会萃焉”(项元汴《蕉窗九录》,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说,夏、殷的礼,他都能说出来,但他们的后代(杞、宋)不足以证明,这是因为文字资料(文)和熟悉它们的贤人(献)不足。否则,他就可用以证明了。(参见《论语·八佾》,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文献整理的重要性。《江苏文库》收录文献有严格标准,主要着重于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在创新方面,则体现为文献的深度整理、内容价值的挖掘和提炼,同时,更力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中,把当代读者需求放到重要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教授对《江苏文库·精华编》中的《文心雕龙解析》一书评价到:“周勋初教授《文心雕龙解析》是一部集研究、教学、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论著”,并特别强调:“以往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也有其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很多著作旁征博引,一般的读者阅读起来往往如坠五里云雾,不知所云。还有一类著作,虽然有了翻译,但又无法接触到《文心雕龙》的精髓所在。《文心雕龙解析》出入于精深研究与普及提高之间,注释明晰,言简意赅,避免烦琐征引,阅读起来,非常清爽。作者不满足于自己的讲解局限在大学讲堂范围,他在初步编校后,先印成征求意见本,寄送给相关专家批评指正,希望这部著作尽可能地反映《文心雕龙》研究的主流方向和主要成就,尽可能地满足更广泛读者的需求。可以这样说,经过集思广益的《文心雕龙解析》,不仅对大学生,就是对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光明日报》2017年4月12日)这样的例子,在《江苏文库》中还有许多,具有文献整理特点的学术创新,成为《江苏文库》一大亮点,得到学术界、出版界高度评价,多部图书获得国家古籍专项资助。因此说,“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不仅是学术工程,更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工程,通过江苏地方文献系统整理,有利于推动当代江苏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所以,从另一个方面讲,新时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是《江苏文库》文献整理的自觉追求与目标。从《江苏文库》各编拟收书目看,选目系统,许多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的标志性著作,清晰显示出江苏文化脉络以及历史贡献;从已出版的七百余册一千多种文献看,底本精良,提要精当,钩玄出了文献的思想精髓,充分体现了上述追求和目标。例如,《江苏文库·文献编·史部》第31—34册所收昆山徐学乾编《资治通鉴后编·提要》:“徐氏奉诏撰此书时,正总领《大清一统志》修书事,万斯同、阎若璩、胡渭诸人俱在门下,皆曾赞襄其事,诸人皆学有根柢,加之奉诏修书,故此书实较明人续作为可信。后此毕沅(太仓人)撰《续资治通鉴》即以此书为本而损益之,然草创之功,实在徐氏。”一下子将清代江苏两位学术大家的前后两部史书承继脉络,理得清清楚楚。再如,汉代刘歆(徐州人)《刘子骏集·提要》:“刘歆之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强调辞赋应具有讽喻功能。刘歆还肯定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特点,认为乐府诗同样可以‘观风俗,知薄厚’。”这种文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一直成为中国诗教传统。因此,对文献的挖掘与整理,目的是以史为鉴,在今天的中国,这项工作已从学术层面上升到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其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其实,近代以来,包括江苏人柳诒徵在内的不少学者,有感于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偏颇思潮,于当时设立在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柳诒徵在追问“中国文化为何”时谈到:“答此问题,惟有求之于史策。吾国史籍之富,亦为世所未有”,并希望通过“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中国文化史·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所以说,任何时期的文化创新,都不能离开文化生成的土壤,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整理,恰恰可以说明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就是继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中国众多古代典籍,包含着中华文明形成中的文化精神,是当代中国人创新、发展新文化的基础。“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中的文献整理工作,正是着眼于中华文化认同、自信与创新,在挖掘其历史内涵中,彰显其时代意义。具体来讲,有两个层面:一是继承与发展,就是通过江苏地方文献系统整理,构建一个能够体现江苏文化丰富性的新文献体系,为江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丰富资源。二是创新与传播,就是通过提炼历史文献思想精髓,构建一个能够代表江苏文化深厚性的新知识体系,为当代与未来江苏文化新发展、新传播,提供文化资源和话语。

为此,我们在编纂出版《江苏文库》中,要真正做到继承、创新和发展,首先就是要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话精神,站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高度,将“文脉工程”放在“光彩夺目”“魅力永存”的中华文化中,着力以“传世之心”“创新之举”,打造能够传之久远的高质量文化精品,使《江苏文库》打成为内容价值高、编辑质量优、出版形式美的精品出版项目,从内容到形式,体现江苏文化的魅力、气度与气派,体现江苏历史文化的厚重与当代江苏文化的活力。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还是要解决历史文献价值如何在当代生活中发挥作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文学艺术创作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引,只有从读者出发,让读者看得到,看得懂,用得上,才能真正做到面对历史,更面向现实与未来。目前,针对超大型文献整理特点和读者需求,并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江苏文库》数字化工作已经启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可以做到出版一批,上线一批,满足更多读者需求。相信《江苏文库》的社会价值,在越来越多读者阅读与使用中,会不断彰显。

编纂与出版《江苏文库》,是江苏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文化创举与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更应有一份时代的责任与担当,在继承与创新中,扎实走好每一步。

(作者简介:姜小青,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