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出版的苏州市《金阊区志》卷17人物收录了顾禄小传:

顾禄(约生卒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字铁卿,字茶磨山人,吴县(今苏州)人。出自簪缨望族,家世业儒,生于嘉庆初,四十八后无考。韦光黻《闻见阐幽录》云:“顾铁卿禄,吴附生。恃才华,纵情声色。娶妾居山塘之抱绿渔庄。刻《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外洋日本国重锓其版,称为才子。为友人陈某诱致邪僻,事连,同系于官。陈某逸去,禄旋以疾卒。《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诱至邪僻,无明文。然顾禄闭门却扫,潜心著述,蔼然之心,讽喻之殷,跃然纸上,何致邪僻!然为当道所不善、所疾忌,欲加之必不可逭之罪,则实。著述尚有《颐素堂丛书》十七种、《颐素堂诗抄》八卷、《晚香吟》一卷、《艺菊须知》二卷。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苏州文人顾禄,因编撰《清嘉录》《桐桥倚棹录》等著作而名闻中外。近年来,不仅其著作一版再版,对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读秀数据库“知识”检索顾禄,3844条。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稻畑耕一郎,为编写顾禄年谱还推出一系列研究其人及作品的学术论文。

上述小传中字(号)茶磨山人、诱至(致)邪僻,这应该是打字错误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但是,小传在引用了顾禄好友韦光黻的笔记后,却忽略传主朋友的全文,只针对“诱致邪僻”这一点发了一通洋洋大论,然后想当然地认为导致顾禄病卒的原因是“当道”欲加之罪,而且还作出了“则实”的论断,修志者一定要审慎对待。

一、顾禄生平概述

关于顾禄生平以及死亡原因,近年来经过稻畑耕一郎、张学群、王稼句等中外学者考证,基本已经确定。

顾禄(1794—约1843),吴县光福人,字铁卿,又字总之、聪之,自号茶磨山人。据苏州图书馆馆藏清光绪五年(1879)《金阊乡贤陈顾将军祠堂志》抄本所示,顾禄系顾野王第38代裔孙,在清初从安徽六安回迁苏州定居,故此在家谱中,他们这一支叫“六安归吴支”,后来也叫“七子山顾氏”。关于顾禄的生年,稻畑耕一郎在《顾禄年谱》《〈清嘉录〉著述年代考——兼论著者顾禄生年》等系列学术著作中推定为1794年,已经为学界所接受。张学群在《顾禄的家世和卒年死因新探》中,认为顾禄是“儒医世家”。至于其卒年,《祠堂志》抄本卷三载,道光九年(1829)“禄总之偕族众重辑祠堂志四卷”,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顾震涛等八人重新编辑的七卷本《祠堂志》来看,尽管其父兄子侄八人赫然在列,顾禄已经不见于编辑名录了,且七卷本卷四明确记载,顾禄“东庑从祀”。张学群推测顾禄的卒年可能是1842年或1843年。王稼句在《吴门风土丛刊》中指出顾禄逝于道光二十三年[1],即1843年,卒年50岁,与张学群推定基本相同。

关于其死亡原因,同时代的吴中诗人袁学澜“癸卯(1843)五月”在《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中说得非常明白:“昔乙未(1835)秋,余与顾曾相识于青溪邀月榭。时彼豪气方盛,志方恣,挟赀出游,鹜声逐势,遍交豪杰,衔杯接欢,日驰骋于酒坛文社间,颇以豪侠自命。后闻顾觊觎郡中一富族,诬以不轨,富人出金求解之,顾未餍。富人讼之官,致受杖下狱以没。”[2]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时候的顾禄已然过世了。在《虎阜杂事诗七言绝句一百首》中袁学澜又旧事重提:“四围绿水抱云庄,有客藏娇乐醉乡。祸福无门由自召,回头风月景凄凉。”诗中并加小注:“白公祠右侧有抱绿漪庄,擅烟水楼台之胜,向为豪客藏娇之所。后其人因讹诈人财,毙于狱。”[3]顾禄在《桐桥倚棹录》卷八第宅中收抱绿渔庄,指出渔庄为陈氏所有,自己从塔影山馆移居于此,“缮为东溪别业,挈蟾姬、鏊儿辈吟诗读画,消遣岁月。”顾禄遍邀名家好友题墨书联,如韦光黻赠联:“如此烟波,只应名士美人消受溪山清福;无边风月,好借琼楼玉宇勾留诗画因缘。”侄女顾德华也集联相赠:“塔影在波,山光接屋;画船人语,晓市花声。”[4]不难看出,袁学澜笔下的顾姓豪客、韦光黻笔下为陈某“诱致邪僻”的顾禄只能是同一人。死者为大。韦光黻作为顾禄的好友、顾德华的老师,为逝者讳的缘故,所以在自己的笔记中说他“旋以疾卒”。但事实就是事实,于是在文中又点明其“恃才华,纵情声色”的性格特点,发出“比之匪人,不亦伤乎”的浩叹。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顾禄不拘小节,纵情声色,最终因触犯法律下狱瘐毙。他的死不是件光彩的事情,所以亲戚好友都三缄其口。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一个疑点,为什么《光福志》上收录的生员名录里,有其父兆熊而没有他的名字,他被褫夺功名也自在情理之中。

二、据事直书、述而不作的原则依然要坚守

方志学家章学诚指出:“国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属主要。”[5]地方志作为资料性地方全书,人物传记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知人论世,离开了人,真善美假恶丑就无从体现,世道人心则无所附丽。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也进一步明确:人物是地方志的内容之一。

1.顾禄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1837年《清嘉录》在日本翻刻出版,京都、大阪、江户等各大城市的书店还进行了翻刻,其中江户下谷御成道书肆青云堂也有刻本行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家书店不是为普通读者服务的,他们是一家御用书店,服务的是日本上流社会乃至皇室成员。日本学者内山端庵曾刊行《岁华一支》,阅读《清嘉录》后,对其广征博引再发表《岁华一支补遗》,并通过高舜臣秋帆把著作辗转送给顾禄请他撰写序言。1839年夏季,顾禄收到其著作后,在茶磨山馆撰写了《岁华一支序》,顾禄的这篇手稿现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可见,《清嘉录》在中日文化交流上是有其贡献的。顾禄作为在苏州乃至国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其入选志书丝毫没有问题。

2.对传主的认识不能以偏概全。《世说新语》是一部以描写人物见长的笔记小说,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见人见事见精神,这种写法修志人可以取法,但如果以这种手法入志,则要防止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毛病。以顾禄为例,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挖掘,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丰富、立体、全面的顾禄。比如顾禄到底是出身簪缨望族还是儒医世家,这里面的区别就很大。《苏州通史·人物卷·顾禄》认为其为“顾嗣立五世孙”[6],当代学者谢国桢先生甚至认为顾禄的“诱致邪僻”可能涉及政治事件。著作者在资料缺乏的时候,在文章中作出一些合理的推断,这是文艺笔法,而不是修志的法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7年5月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人物志要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志。”为什么修志人要秉持“生不立传”的传统呢?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再者就是编纂者容易受到各种外因的干扰,影响其对传主的正确评判。退一步讲,即便是“盖棺定论”,有的时候也是非常之难的。如江苏宿迁康熙、雍正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倪瑞璇,因诗风雄阔、关心民瘼而闻名。在其逝后,其夫徐起泰编纂其遗著《箧存诗稿》,传抄很广。道光庚寅年《倪孺人诗稿》付梓,再为修志者采编入《〔同治〕宿迁县志》《〔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光绪间出版的《徐州诗征》更是摘录其几十首诗歌加以揄扬,使倪瑞璇骤得大名。但是,根据现有资料,现在可以基本断定《箧存诗稿》系抄袭之作;《相城区志》人物卷辑录冯梦龙条,把民间文学引为信使,把东桥新巷村石桥冯埂上作为冯梦龙“世居”[7]地收编入志;《苏州文史资料》第65期发表涉及苏州民国闻人张一鹏的“翻案”文章,都是“盖棺”而不能“定论”的例子,期望在越来越多史料的印证下,这些错讹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3.述而不作的原则依然要坚守。但与此同时,立传人物的人选、传记撰写都是有规定的,如坚持志体,述而不论;记述事物、事件和人物,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生不立传,记述人物要准确、客观、公允;人物传记记述传主的生卒年月、籍贯(出生地)、主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社会评价等。常璩《华阳国志·序志》认为“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8]刘知几《史通·惑经》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在众手成志的前提下,这个要求似乎有点苛刻。还是以顾禄为例,现在已经知道顾禄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大约卒于道光二十三年,但是对顾禄的认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金阊区志》的编者不能确定顾禄的生卒年,只是点明其生卒于咸丰道光年间。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据事直书,值得肯定。但资料愈是稀缺,下笔就要愈加审慎。志属信史,莫须有、姑妄言之类的文字在地方志中最要不得。结合《金阊区志》顾禄的小传不难看出,编辑者对顾禄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溢美之词随处皆是。“然顾禄闭门却扫,潜心著述,蔼然之心,讽喻之殷,跃然纸上,何致邪僻!然为当道所不善、所疾忌,欲加之必不可逭之罪,则实。”《清嘉录》《桐桥倚棹录》是记述地方风俗、史迹的,顾禄自己在凡例中也指出,“是书皆躬自采访,山前山后,风雨无间,或拏舟采访,或载笔讨今,抑且询诸父老,证以前闻,始采入集”,袁学澜对他的褒贬也蕴藏在文字诗歌当中,“挟赀出游,鹜声逐势,遍交豪杰,衔杯接欢,日驰骋于酒坛文社间”,因此“闭门却扫,潜心著述”自然就谈不上了。但恰恰因为掺杂了编者的太多喜好,也影响了其对人物的准确、客观、公允的评价,甚至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闻见阐幽录》中论及顾禄,“恃才华,纵情声色”寓观点于记述之中,这七个字则极为传神,当为修志者学习借鉴。

4.人物入志变与不变的辩证。章学诚认为:人物列传是可以与家谱、方志、国史并列的“一人之史”。个人传记撰写要准确、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为后来修编家谱、地方志、国史者提供详细的资料,供编辑者“择善”[9]而采。就如同厨师做菜,采购者提供的原材料越多越新鲜,厨师可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做出来的菜肴也就越可口。厨师水平的高下,也直接决定了菜品质量的高低。应该指出,人物传记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变与不变的论争就是永恒的主题。如司马迁创编《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被后世修史者奉为圭臬,“无韵之离骚”“太史公曰”更是突出史志的文学性以及叙议结合的特点,与 “纵述史实,述而不论”似乎有点相悖。但是,史迁笔法的精髓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中”[10],司马迁深谙“述而不作、据事直书”之道,所以班固在《汉书》中推崇备至: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们也要看到,方志人物修撰中的一些用词陈陈相因,读之乏味。如人物传记中论孝子父母丧则“哀毁骨立”,论神童则“幼嗜学过目成诵”之类,陈词滥调,比比皆是。章学诚则强调“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11]。近年来,修志工作者在人物传的撰写上,也作了一些探讨。比如提出史志性和文学性、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修志之变是立足于修志者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基础上的,要突破“千人一面”,实现“个性化”,一定是立足在信史的基础、详细占有资料之上的。《金阊区志》顾禄传在诸多资料缺失、“诱至(致)邪僻,无明文”的情况下,轻率地得出结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人物作为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写好它确实需要下苦功夫。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方志人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管好手中的笔,让地方志“资政辅治”“堪存堪鉴”,让人物在地方志里活出真实的样子。

(作者简介:宋庆阳,现供职于苏州市姑苏区文化馆,群文馆员,苏州市姑苏区方志文化建设专家咨询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