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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芳与南菁书院

2022-09-28    王福民

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学政黄体芳在江苏学政衙署驻地江阴创建了蜚声大江南北的南菁书院(今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前身),是清代经学研究的最后一个重镇,其“实事求是”“开明活泼”“和乐融洽”的教育风貌在晚清江苏众多书院中独树一帜,直接影响近代江苏乃至全国的学风,并为近代各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晚清民国的社会各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清流健将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浙江瑞安人,人称“瑞安先生”。同治二年(1863)殿试为二甲十名进士,钦点翰林庶吉士。庶吉士是明清时期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进士中有潜质者先在翰林院内学习,成绩优异者留任。同治四年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同治五年大考,列二等四名,授詹事府司经局洗马(从五品)。同治六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同治七年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同治八年任詹事府右、左庶子(正五品),同治九年充福建学政。同治十一年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从四品),同治十二年贵州乡试副主考,山东学政。光绪元年(1875)后,任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日讲起居注官,咸安宫(官学)总裁,内阁协同批本,稽查右翼宗学(皇室子弟专学),诰授中宪大夫。光绪六年八月,授江苏学政。光绪七年十二月擢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光绪八年八月又连任江苏学政。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任兵部左侍郎(正二品),因弹劾李鸿章,引起慈禧震怒。光绪十二年官降二级,调为通政使司通政(正三品)。光绪十七年,黄体芳年60岁,从任上乞休。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瑞安去世。《清史稿》卷444有黄体芳传。

黄体芳是晚清著名的清流党人。“清流”是对中国自古以来“清议”人群(如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的称呼,他们直谏敢言,康有为说他们“指陈时政,直言得失,上以广人主聪听,下以系天下安危”。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逝,慈禧发动政变,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清政府对外维持“中外和局”,对内推行洋务新政,鼓励臣下对时政提出条陈,做遇事敢言的“直臣”,“以清议维持大局”。清流派获得暗中放任,一时间,“台谏生风,争相弹击,清流横甚”,他们参劾官吏,臧否人物,上疏谏诤,评议朝政,一时蔚然成风,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一度产生较大影响。清流派其主要成员多是翰林院有专折奏事权力的官员,其中黄体芳“慨然有经世志”,他频频上书评议朝政,先后弹劾户部尚书董恂荒政、工部尚书贺寿慈饰奏、俄使崇厚误国、洪钧译地图舛谬、美使崔国英赴赛会失体等,时论推许,黄的奏疏“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因此与张佩纶、宝廷、何金寿并称为清流派“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清流的声名也为黄体芳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源。

二、出任江苏学政

光绪六年(1880)七月,江苏学政夏同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帮助同乡举人杨乃武平反冤狱的重要人物)在常州府岁考时,因劳瘁,猝死江阴。此时,正是江苏士子翘首以待的岁考之时,不能一日无学政。八月,黄体芳即接到朝廷的委任,提督江苏学政,迅速赴任。

清代省一级的权力架构,以巡抚为首,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并列,分别掌管财政、刑罚监察、文化教育。各省设学政一人,任期一般三年,其职责是“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学政到任后的第一年,组织岁考,对各类生员进行重新划定,优者奖、差者罚。岁考、乡试都由学政巡回各府、州、县主持。要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就要先参加科试,科试合格后方可参加。乡试主考有时由学政担任,更多由朝廷委派更高级官员担任,各省学政协同配合各类工作。从光绪六年至十一年(1880—1885),黄体芳连续担任了两任江苏学政。在学术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江南文化圈,黄体芳有着很高的文化学术威望。

黄体芳担任江苏学政时正是洋务运动开展的时期,作为一个有经世抱负的文教官员,他是带着变法储才求自强的事业心赴任的。在担任江苏学政期间,围绕学术教化与为国储才,他进行了征书、地方教化和兴学运动,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光绪九年,“准国史馆文移访求积学笃行及立官清廉、政绩卓著者,备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传之选”。黄体芳为汇存一地文献,共札知各府县近四十次,三次汇送国史馆。这四十余篇相关文牍(即《江南征书文牍》),乃是后人了解国史馆的工作方式、江苏人文的重要文献。他认为仅靠自己推动地方文教以教化地方士子效果甚微,因此写了《司铎箴言》一文鼓励江阴的教官振兴地方教育。他认为教官作为学政的左右手,甚至地方长老,在人文教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江苏学政,黄体芳的最大贡献是创办了南菁书院。

三、创建南菁书院

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迎来“同治中兴”,迅速决定恢复文教,以抚平战乱带来的创伤,安定人心。全国各地迎来大规模发展书院的热潮。光绪八年,朝廷恩命黄体芳留任江苏学政。他看到当时未踏入仕途的士子,将毕生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很少会去钻研学问,更别说有益于国事的“经世致用”之学。鉴于当时清朝面临的危机形势,他把人才培养看得极其重要。他认为改变时局的关键在于儒者,他将储才和“返经求实”以寻“道”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他决定效仿阮元在杭州创建的诂经精舍,利用江阴城内中街废弃的原长江水师协镇署旧址官地,创建书院,附于学政,为清廷拔取和培养人才。

黄体芳特地派儿子黄绍箕从江阴去南京,用他自己的白禀手本谒见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向其详细禀告创办书院一事。左宗棠听后,欣然应允,鼎力支持,并奏拨盐课2万两。本邑乡绅听说学政要在江阴建书院,纷纷解囊捐助,但都被黄体芳一一婉拒。黄体芳与左宗棠等同官出资庀材,共收银票2.76万两,银洋8600元,兑足钱约5.5万千文,建造书院工程及置办书院器具什物等费用约1.6万千文,余钱3.9万千文,分存于常州府所属8县的典当,月生息一分,作为书院掌教的束脩,课生的膏火费、奖学金和书院的日常开销。

书院院舍从光绪八年(1882)九月动工兴建,拆去早已残垣废壁、破陋不堪的原长江水师协镇署旧府第新建院舍。江阴人曹佳监督管理院舍的建造,次年六月全部建成。院舍七进,共八十余间,主要建筑有头门、讲堂、藏书楼、斋舍(宿舍)和供课生考察天文的观星台等。整个书院气势恢宏,院舍布局合理,规模当属全国较大书院之一。黄体芳亲自取朱熹《子游祠堂记》中“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句,得“南菁”书院名。

黄体芳(左)与左宗棠对弈雕塑(王福民 摄)

黄体芳呕心沥血创建的南菁书院,渗透着他的办学理念。他虽是八股文名家,但不让南菁书院讲习八股文,初聘名家张文虎(松江南汇人)掌教,后因病归里,接任者是经学大师黄以周(浙江定海人)。他们专门讲授经史方面的知识,在众多书院中独树一帜,成为晚清最著名的书院之一。藏书楼收藏着成千上万卷经史典籍,随时供课生借阅研习。黄以周主持南菁教席15年,成为南菁学术的灵魂。黄体芳从江苏学政离任后,继任者是著名学者长沙王先谦。王先谦在南菁刊刻了《皇清经解续编》,对南菁学术有着更实质的影响。黄以周、王先谦二位学问大师真正塑造了南菁的治学方向,他们没有像黄体芳最初预想的那样,培养出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经世之才,却培养出了不少相当优秀的学问家,使南菁书院成为清代学术和传统书院制度的最后辉煌。

言南菁者必推始创者黄体芳,他在几个重要方面塑造了南菁书院的风格。首先是这座书院的命名。黄体芳解释说:“乃取朱子《子游祠堂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命曰‘南菁’。”在清代汉、宋相争的学术语境下,以此命名,南北之分似乎就是汉宋之分,《北史》李延寿所说的“南人约简,得其菁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合此意。书院山长黄以周进一步辨析说:“夫学必先之以博文,犹木有枝叶也。学必继之以约礼,犹木有菁华也。今之言学者,空谈玄妙,直以《诗》《书》为糟粕,是欲求菁华而先翦其枝叶,菁华终不可得也。或又孜孜于辞章故训,不复进窥乎大道,是误以枝叶当菁华,又不知枝叶之未可持也。”他以为,南菁书院的旨归,是要以枝叶培养菁华,以菁华继其枝叶,即“博文约礼”。

黄体芳和黄以周均为南菁书院创始者,经他们的层层解释,南菁书院的学术取向清晰地呈现出来,而这也体现在黄体芳并祀汉儒郑玄、宋儒朱子的安排中。黄体芳在南菁书院立郑君、朱子二先生木主,又在藏书楼上撰长联云:“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此联绝佳地诠释了祭祀二贤木主的深意,也为南菁书院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初,仪征阮元在杭州立诂经精舍,并祀许叔重、郑康成二君木主,展现了乾嘉之际汉学兴盛时的学术取向。而今,南菁书院并祀郑、朱二主,鲜明地揭示出书院汉宋兼采的倾向。书院山长黄以周对南菁弟子学问的实质塑造,乃至他对清代学术最实质的影响,就在于他的汉宋兼采之道。黄以周为南菁弟子留下了著名的八个字“实事求是,莫做调人”。

黄体芳虽然在南菁书院的时间未满三年,但他作为创始人筚路蓝缕、经营书院的功绩并未被后人遗忘,有人甚至发出“海内树风节,莫如瑞安黄”的慨叹。南菁弟子曹元弼对黄体芳的褒扬更为精到:“先师瑞安黄公漱兰先生督学江苏,以经史实学、经济气节教士,建南菁书院于江阴,以造就人才。大江南北英儒瞻闻之士、鸿笔丽藻之客,蔚然并臻。”其中“经史实学、经济气节”八字,点明了黄体芳培养人才的思想要旨就在于兼采汉宋之学。

黄体芳的儿子黄绍箕全程参与创建南菁书院的各个环节,把改革图新落到实处。他在江阴的历练,使他后来成为晚清文化教育界很有名望的人物,创“中国两个之始”:1898年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时,创中国有大学规程之始;1902年充湖北两湖书院监督时,创省设学务处之始。

四、南菁书院的遗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力图改革,命各省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的学堂,学政瞿鸿机以“南菁虽在江阴县治,而肄业者及全省人才所萃”为由,奏请照省城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类似于后来的大学。

南菁书院能在同治以降的书院发展潮流中后来居上,成为晚清民初人才的渊薮,足见其治学之道的独到。据不完全统计,书院历经16年,入院肄业的课生有1186名,其中进士8名、举人46名、秀才327名(肄业后考取功名的不在此数)。在历史长河中,南菁书院与时俱进的开明学风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仁人志士。据历史记载,在辛亥革命时期,江苏一带的同盟会负责人,几乎都是来自“南菁”这所学校。南菁书院的创办,使江阴这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区区一县,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近代文化、教育较为发达之乡。近代著名学人金天羽(1873—1947)指出:“瑞安黄漱兰学使创南菁书院于江阴,数十年来,大江南北,才俊之士,多出其中。”

改书院为学堂,原是受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初设,无论师生,均以出身于国学和旧式书院者居多,在传统学术相关科目如经学、史学之中尤其如此。作为晚清礼学巨儒和近世书院的代表人物,黄以周担任南菁书院山长达15年之久,陶冶风气,培育出众多的学者名人,以致很多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都是原南菁书院的弟子,当时京师大学堂曾有“太学诸经师多南菁书院弟子,讲经皆宗是书(指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称曰‘黄教谕说’而不名”的说法。南菁弟子不但在京师大学堂执掌教鞭,还有不少人进入到礼学馆等相关机构,缪荃孙说南菁门人为“礼学馆所共推”,南菁学人群体投身修礼活动之中,庶几不负黄以周栽培之恩,也彰显出书院弟子承继古学、希图用世的文化立场。开设礼学馆是中国传统礼制的尾声,也是近代一系列国家制礼活动的序曲。

南菁书院所培养的人才以经学、礼学之士最为学者所称道,其实南菁弟子在清末民初政、教、文、商甚至军事领域的作用均不可小觑。这与书院训练生徒的导向有密切关联。

南菁书院实行严格的课生选拔制度,坚持以经古学为主的分科方式,长期采取双院长制度,营造出自由研习的学术氛围,这使得南菁书院在清末的诸多书院中脱颖而出。胡适曾盛赞南菁书院的教育制度,认为它完全可以和西方大学的研究院相比。因此,南菁书院的教学方式对民国以后的大学研究院起到了重要启示作用。

黄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为江苏士子办了一件好事、实事,声誉鹊起,他也因此跻身江苏学政衙署八大学政之列。江阴百姓一直都没有忘记他。光绪二十五年(1899),黄体芳卒于家乡浙江瑞安,南菁藏书楼设神龛,奉供他的牌位,祭祀这位书院创建者。1977年,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举办创建115周年庆典,在校史馆大厅里,安放着一尊黄体芳半身青铜像供参观者瞻仰。

(作者简介:王福民,江阴纺织器材厂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