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核农学家徐冠仁(1914—2004),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195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及植物遗传系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所长、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理事长、《原子能农业应用》(季刊)(后改为《核农学报》)主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14年3月7日,徐冠仁出生于江苏南通。父亲徐由白曾是数学教师,母亲严冰如操持家务,育有6个儿女。虽家境清贫,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造就了徐冠仁好学上进的优秀品质,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1930年,徐冠仁于南通学院附属高中毕业,考入南通学院农科,他对农业有着强烈的兴趣,尤其在研究植物遗传性质方面更有非同一般的见解。1931年9月,他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获得了学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被留校任教,并从事水稻遗传研究。他和同班同学蔡旭、俞启葆都是当时从事稻、麦、棉研究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1946年,徐冠仁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奖学金,赴美留学,主攻遗传学,辅修植物学,同时兼职任教。他的博士论文《正常玉米与矮生玉米生长发育的比较研究》对杂交种优势的产生与表达提出了新的观点,为美国作物遗传育种学家海斯专著《玉米杂种优势》一书所引用。1950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被推荐为美国西格马赛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留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及植物遗传学系当研究员,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子能和平利用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徐冠仁采用热中子和X射线处理小麦种子,得到抗秆锈病突变体,为抗病育种指出了新的途径,受到国际育种界的重视,其论文刊登在《第一届国际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论文集》。因成就突出,他被载入联合国1954年出版的 《世界小麦育种家和育种站名录》。

徐冠仁

徐冠仁还撰写发表过不少研究报告,皆因其报告内容分析之透彻、证明之严密有理而获得不少奖项,如《水稻植物性状遗传研究》《水稻抽穗期遗传研究》《不同类型水稻杂交、不孕性遗传研究》在《印度遗传育种》杂志上发表,曾获自然科学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他编写的教材《稻作学》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徐冠仁曾言:“传是会被人遗忘的,甚至被人改写的,碑是会受到风蚀,甚至倒塌的。唯有对人民有利,不断兴旺发达的事业,可与日月同辉,永放光芒。”怀揣着这一份信念,徐冠仁从始至终、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的核农学事业辛勤奉献着。

20世纪50年代,核技术于农业上的应用研究在国际上发展迅速,但这对于各方面均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仍是一块短板:技术人才匮乏,相关材料不足,先进设备更是稀缺,中国在核农业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当时徐冠仁在美国有不错的发展,可是怀着一颗赤诚爱国心的他在了解到祖国的困境后,决心回国,致力改变中国核农业技术发展的现状。他积极响应新中国向科学进军的召唤,毅然放弃了美国条件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携夫人黄小玲及幼子回到了祖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徐冠仁心潮澎湃,心想:一定要把中国和世界在核农事业上的差距缩小。1956年9月6日,北京永安宾馆一个普通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刚刚回国的徐冠仁在这里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原子能农业应用实验室和发展中国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事业》的建议报告。党和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他的建议,决定由他负责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室。

就这样,中国核农学技术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国家全力支持,但在核农学技术上的探索仍举步维艰。为了开展筹建工作,在资源有限、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徐冠仁决定“白手起家”。几间矮旧的平房成为放化实验室和物理测量室。到国内的相关单位借聘了7位专家。徐冠仁非常相信团体的力量,时常强调“开创事业要有理想,重实干,刻苦钻研,团结协作”。自此之后,放化实验室与物理测量室几乎成了徐冠仁与其他7位专家的第二个家,熬夜是常事。在这里他们常常进行着思想的交流、思维的碰撞。一番番的深思熟虑,一次次的精心操作,使得队友间的默契不断加强,许多难题都在相互讨论、相互启发中迎刃而解。经过一年的努力,1957年9月,中国第一个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室(1960年成为研究所)正式诞生,徐冠仁任主任。研究室成立后,徐冠仁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为中国核农学技术寻找开拓的途径。他与苏联专家一起设计了援华的第429项工程,即中国第一个核技术应用研究的专业设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所429实验大楼和第一个农用放射性辐照装置。

1990年,徐冠仁(前排左二)等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考察

在此基础上,他与原子能利用研究室的专家广泛开展了辐射诱变育种、同位素示踪技术农业应用、低剂量辐照刺激农作物增产、辐射保藏食品和辐射消灭害虫等研究工作,为新型农用生长素、作物的营养与代谢、栽培技术及养殖技术的改进、农业生态学、土壤改良、生物固氮、防治病虫害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徐冠仁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在核农学技术道路上的步伐日益稳健。

在应用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徐冠仁提出了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并专门评述了前人对辐射诱变机制在分子遗传学水平所作的解释。他在支持开展荷能离子的生物学效应研究的同时,也强调要重视辐射诱变育种的机理研究。由于之前的多数研究表明,经诱变育种的多数变异是不利的,但也能出现早熟、秆矮、抗病、抗逆、品质优良等有益变异,因此,徐冠仁指出在诱变育种方面存在着可突破的空间。而对于核辐射诱变,一般生物学家均认为基因突变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判断,徐冠仁认为偶然性与规律性是辩证的,他主张深入展开诱变机理的研究,从重复发生的偶然性中找出必然发生的规律性。

徐冠仁不断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他总揽全局,分析总结中国核技术农业应用30多年的成就,提出发展方向和新观点,改进与创新核技术,更广泛地将核技术应用于生命现象及环境的研究中。这些观点对于指导中国核农学继续深入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徐冠仁非常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回国后,他曾先后访问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在访问期间,徐冠仁谢绝常规考察项目,而是关注该国科技发展状况和新动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对口学术交流,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核农学的发展现状及所取得的成就。他利用小麦“单体”“缺体”全套材料,指导研究人员利用农作物非整倍体开展遗传育种工作,在应用染色体工程与作物育种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在筹建原子能利用实验室的同时,他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高粱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材料,向青年研究人员讲授应用“三系”配套生产杂种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成功育成了中国第一个高粱杂交种;为开辟新糖源,他主持“粮糖兼用杂交高粱育种研究”,从收集国内外甜秆高粱种质资源入手,到引进国外甜高粱不育系,为开创中国粮糖兼用杂交高粱的利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冠仁不忘对青年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室的正式诞生,徐冠仁一边进行中国核农学事业,一边注重人才的培养。他求贤若渴,希望在核农学建设道路上多一些年轻人的身影。为此,他先后举办了5期原子能农业应用培训班,亲自给青年学员讲授核农学的相关理论,带着他们亲身实践,一同发现问题,一同探索解决问题。徐冠仁培养了3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徐冠仁在北京农业大学讲授辐射育种课程兼带研究生,亲自主持辐射遗传育种研究课题,指导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开展辐射诱变育种工作,面对青年研究员的困惑,徐冠仁总是耐心地指导,为他们答疑解惑,并给予他们鼓励。

徐冠仁曾说:“知前人所已知,识时人所未知,为后人导新航,乃科学家之本色。”知前人而导后人,徐冠仁以满腔的热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身体力行地激励着青年科技工作者,带领他们为中国核农事业添砖加瓦。

退休以后,徐冠仁仍心系中国核农学事业,依旧孜孜于农业科学事业。1984~1985年,他担任国际水稻研究所董事会董事及国际科联亚洲生物科学网理事会理事。徐冠仁在进行和农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时,仍是精神饱满, 丝毫不输青年研究人员,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他时常应邀外出讲学,参加学术会议、项目论证、成果鉴定、职称评审以及研究生论文答辩等活动。作为《核农学报》的主编,他对所有文章字斟句酌、细心审阅,给予必要的修改,有时常常因为一篇文章而批注到深夜。

徐冠仁在写给挚友、中国著名茶叶专家庄晚芳的信中说:发自真挚的爱,而止于伟大的事业。徐冠仁的一生可谓是这句话最真实也是最到位的写照。

2004年,徐冠仁逝世。他将毕生奉献给核农学事业,不求名利,从未主动申请过任何荣誉。他曾说道:“对一个团队或个人作出评估,要看这个团队或个人所开创和从事的事业,是否对人民有利,是否后继有人,是否不断兴旺发达,而不是靠树碑立传。”徐冠仁用赤诚、奉献、付出、成就,为自己书写了一块流芳百世、永志人心的功碑。(南通市科协、南通市院士联系服务部 整理提供)